影视改编：从文字到影像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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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热播和热卖的影视作品中，“手机”和“杜拉拉”两个关键词当仁不让地挤进了观众的视野。从小说到话剧，从电影到电视剧，漫天的评论使其成为一种流行文化、时尚品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效力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原小说创作的预期。自然没有人去统计有多少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得到了原作者的肯定和赞许，单从观众不买账的态度来看，就足见文字和影像间、作者和导演间着实存在着一种尴尬、微妙的关系。 电影改编有着多年的历史，文学给予的丰沛养分，素来就是影视作品不可忽视的创作领域。将纸质印刷品立体成为生动的影像，既迎合了现代人快速观赏的口味，又缓解了影视原创供血不足的危机，且不乏有原著因影视作品再掀热销的喜人现象。这种互惠互利的生产格局，成就了近20年来的改编热潮，令莫言、高满堂、刘恒、邹静之、王朔、刘震云、王海鸰、麦家、石康等作者广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影视作品的功劳。 然而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演变、消费模式的革新，这种格局日益显露出新的问题。文学和影像各自有着成熟的语法体系，将平面文字的叙述法则套用在多维影像表现空间，时间和空间的冲突就日益强烈。首先在题材上，导演们总是不安于尊重原作的基本定位，附加或是干脆改变。以《风声》为例，影片抛弃谍战片应有的悬疑和智慧，将原著中悬疑和解密的环环相扣打碎成凌乱、诡异的场景，故弄玄虚，降低了原著故事的难度和完整性。并非有了间谍这一人物身份就有了谍战片的题材判定。而在上映前就大肆炒作的《杜拉拉升职记》一片，就更谈不上改编了，励志的职场故事里，浅显的爱情线索被导演抽离成整个影片的叙事基调，改编变成改变，难怪有观众愤愤不平“除了名字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其次是情节的添加和改编造成了整个逻辑设置的错位。在麦家完整的“密室”规则的前提下，人物间的质疑和猜测变成了掩饰和伪装的较量，精彩的情报设置也幻化成简单的电影特效，前后出入，毫无逻辑感。最后也是最为明显的，就是人物行动及其性格层面的差异。人物是作品的灵魂，一个在小说里近乎伟大的人物形象，却可能由于导演刻意对画面感的追逐，变成毫无内涵的行动堆砌。读者在读原著时，并没有合适、具体的演员形象想象，只是享受文字的感染力，杜拉拉就是杜拉拉，非徐静蕾，也非王珞丹。另外为明星大腕的客串而追加的人物形象，不仅破坏了原著的人物安排，也使影片落下“故意炒作”的骂名，事实上能带来多大市场回馈呢？相信导演们不是故意冒犯作者，只是热映背后应有更冷静的思考。 批评也是一种关注，笔者无意指责导演的创作方式，将原著和影视作品比较，其意义也不在于输赢高下的判决。在这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格局下，影像变为商品的速度日益提升，改编作品天然附带着基于原作建立起来的口碑和品牌，直接获利，想必这也是当下电影创作眷顾文学作品改编的重要原因。然而不得不承认，离谱的改编所带来的赘笔不胜枚举，不一而足的叙事策略和营销手段，给预期过高的观众们带来了不小的心理落差，从银幕(屏)上重新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落空，票房和收视率成为主创者的主观的、唯一的期待。 改编，不是电影创作者投机的捷径，借鉴归借鉴，创新仍需创新。当国产电影形态日益成熟和完备之时，文学可以赋予影像以内涵，影像可以激发文学的热情，二者不需复制替代，却可以融汇成经得起岁月沉浮、观众考验的经典佳作。 郭小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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