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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梅入夏：陆忆敏的诗(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余夏云
2012-09-29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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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忆敏的诗“大有哀情，出手极快，数首之作，便臻于一生的完美”[28]，难怪柏桦要说：她“是一个天才诗人，是一位立刻发生的诗人”[29]，但可惜这位天生的歌者已经停止吟唱。“大学时代狂热的阅读已让位于钻研菜谱、裁剪缝纫。”[30]同西尔维亚·普拉斯一样，她现在是妻子、母亲和诗人；同普拉斯无法轻而易举地同时胜任这三重角色，而一头栽向煤气一样，她也必须停止她的写作，如果她想维持自己其他的角色。因为诗歌是集中，诗人永远都不可能在分神中完成优秀的诗篇。这一点正如柏桦在与我的闲谈中说起自己的息笔一样，他说，一个天生的诗人有他惯有的节奏，或快或慢，因人而异，那是他的呼吸、他的身体，乃至致命的写作习惯。习惯必须和他的身体、精力保持一致。一旦身体和呼吸改变，他就必须试着更改习惯、变化节奏，否则，他将力不从心，分神、疲倦。这正好比，50岁的人不能像20岁时那样去活，50岁应有50岁的生命形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也是中国人的民族基因。孔子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说的正是这种十年为之一变的身体和节奏。诗歌是集中，身体改变了，生命的节奏变换了，一个人就要更换他的工作方式，转换他的写作风格。调整是必须的，他说，他和陆忆敏一样，速度太快，但现在家庭、孩子、工作在不断地瓦解身体，他已经无法集中了。尽管有时可以勉力冲刺、爆发，但已经不能再写出好的诗歌了。
　　
　　注意，柏桦在此处谈论的只是那些天生性的诗人，而不是所有的诗人。他谈论的决不是那个带有贬义意的青春期写作，而是一种真实的身体和生活经历。那是身体和写作间的综合与协调。出梅入夏，时间在转变，身体在转变，生活也在转变，那么诗歌和写作就注定在转变。正如陆忆敏的先生王寅说的：“她寻求宁静的生活，要求有更多的闲暇和自由，不言而喻，这种理想的生活的到来将摘走她作为诗人手中所握着的弯弓，使她不再写作，或者写出截然不同的文字来，幸好生活并不总是这样慷慨的。”[31]
　　
　　是的，时间转变，一个诗人因综合走向成熟，由复杂而变得明朗；更因生活变化，而停止或调整写作，这就是“出梅入夏”这个带有江南气味的名词用意所在。


[注释]

[1]尽管土拨鼠不是西洋专利，甚至也不时出现在中国典籍中，但是翟永明写作《土拨鼠》的契机却在于海涅的一行诗：“为了生活我到处流浪，把土拨鼠带在身旁”，所以我将其视为是一种现代声音。参见欧阳江河：《词的现身：翟永明的土拨鼠》，《站在虚构这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48页。
[2]钟鸣：《两只土拨鼠》，《秋天的戏剧》，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3]（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研究》，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崔卫平：《文明的女儿》，《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第100页。
[5]钟鸣：《旁观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920页。
[6]Benjamin Schwartz, The Limits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The Cas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5-64.
[7]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学些什么?》（《文艺研究》，1998年第4期）等。
[8]（美）孙康宜：《描写与抒情：六朝诗歌概论》，钟振振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59页。
[9]转引自江弱水：《试析潘维的诗〈乡党〉》，《野外》，2006年第6期，第162页。
[10]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李欧梵（Leo Ou-fan Lee）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可参见胡晓真：《新理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清末民初上海文人的弹词创作初探》（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以及李孝悌：《上海近代城市文化中的传统和现代——1880年代至1930年代》，（《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两篇文章的内容。
[12]同[4]，第100页。
[13]傅孝先曾经说，布勒东“番茄上跑马”的意象大可以改成“苹果上驰象”，而不失其本旨，参见江弱水：《中西同步与位移》，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14]张爱玲曾说：“文学史上朴素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参见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72页。
[15]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16]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7]转引自[8]，第221页。
[18]同[4]，第102页。
[19]（美）皮特·琼斯：《美国诗人50家》，汤潮译，郑敏校，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33页。
[20] T.S.Eliot，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p.4.
[21]（美）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725页。
[22]同[21]，第724页。
[23]同[8]，第15页。
[24]柏桦：《秋天——我所理解的诗人陆忆敏》，打印稿。
[25]同[24]。
[26]同[14]，第174页。
[27]钟鸣：《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秋天的戏剧》，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28]钟鸣：《诗的肖像》，《秋天的戏剧》，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29]同[24]。
[30]王寅：《随遇而安的饮者》，打印稿。
[31]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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