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之魂:中华人文精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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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能够“博施济众”,即能最大限度地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圣人,也就是最有社会价值的人。 个人的社会价值指个人的社会作用,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对社会作出贡献。凡对社会作出贡献就有社会价值。据《论语·雍也》载,孔子认为,能够“博施济众”,即能最大限度地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圣人,也就是最有社会价值的人。 中国古代士大夫强调社会责任心。正如《大学》所规范的“大学之道”八个步骤,由“内”的五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再到“外”的三步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平安康宁要依赖于每个人的修身,而个人则只有为社会服务,才能实现其人身价值。这是有别于西方学者的人文传统。西方学者多关注自然、探寻宇宙的本源与发展规律,追求超越现象世界的纯粹的客观的知识。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人本身,关注生活现实,关注国家政治,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一是人生的义务感,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先国家后自己;二是历史的责任感,为尽人生义务,不计报酬,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三是具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系和社会道德理想的追求;四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把政治与学术结合起来;五是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关心民族的安危,国家的兴亡。在历史上,如孟子所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十分傲慢自负,但他的话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又如北宋范仲淹说的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张载自述学术宗旨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清代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等等,都是重视社会责任心的典型话语,这可以说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 道家也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学派。与儒家不同,道家更具有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并表现为反省精神,批判精神。《老子·六十章》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即小鱼。这是说,如同烹小鱼一样,要细心掌握火候,不去肠,不去鳞,也不能翻动太多,以免小鱼糜烂,失去美味。治理大国也是如此,要小心谨慎,不扰百姓。《老子·四十九章》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圣人无私无欲,没有私心和成见,凡事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以百姓的意愿和要求作为治理国家的准绳。这也是道家的以民为本思想的表现。庄子富有反省和批判的精神,他揭示了儒家提倡的仁义的相对性,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耶?”(《庄子·胠箧》)指出仁义可能被某些人利用来达到满足私欲的不道德的目的。庄子还对于等级制度提出抗议,《庄子·马蹄》篇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这段话虽有偏颇,但其重点和精义是否定君子小人的分别,也就是反对上下贵贱的等级差别,这在中国人文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贡献。道家还揭示文化生活中的缺陷、偏失和流弊,如老子就指陈声色之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老子否定文化的价值是一种偏见,但批评文化的弊病则是深刻的。应当指出,忧患意识、批判精神是文化进步、社会平衡和历史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有助于人们不断审视各种现存的价值和秩序,不断推动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的提升和完善。中国古代历史表明,以儒家主流政治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发生危机时,统治者往往转而采用道家的批判意识和政治理想来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发展。历史还表明,道家的批判言论有的虽过于极端、绝对,但批判精神不仅没有使道家成为社会的消极者、否定者,而是使它成为社会结构和秩序的积极建设者。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认为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补充不足,以维护均衡。老子批判“损不足”“奉有余”的“人之道”(同上),主张社会公正平等、平衡和谐。道教还提倡济世度人,强调人与人之间要互爱互助,“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太上感应篇》)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人的自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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