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林 | 贵族式的优雅：育邦诗歌中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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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先后读到两篇文章，让我开始思考有关优雅、有关贵族精神的问题。 一篇是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的《中华文化正在粗鄙化》（原载《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4期）。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间受到外来的商业化、流行化、全球化的文化巨大冲击，国民在价值观念和文艺审美等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背离，冯先生无限感慨：“一个民族不管有多么博大精深的文化，关键是你现在手里还剩下多少，你对自己的文化知道的多少，还有你心怀多少文化的自尊与自豪？否则，你辉煌的过去与你的关系并不大……一个民族文化的粗鄙带来的问题，不仅是对自身文化的损害，而是影响着民族素质的下降，同时致使人们丧失文化的自尊与自信。而失去这种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才是最危险的。” 另一篇是曾先后在英国贵族女中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多年的张阳露女士的《贵族精神的三大支柱：文化教养，社会担当，自由灵魂》（原载“BBC中文网”）。张女士基于对英国当代社会和知识分子生活的长期的近距离观察，对贵族精神进行了自己的明确的梳理：“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或许是因为长期生活和工作于南京这样一座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深厚、人文气息十分浓郁的城市，也或许是因为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和文学编辑创作，一直以来，诗人育邦给我的印象就是：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间，或者我们这一代即70后诗人作家中间，最具有优雅气质和贵族精神的一位。我知道在下这样一个判断的时候，是须作十分谨慎的考虑的，因为时至今日，“文化的教养”在我们的文人中间的确是十分少见了，在我们这些搞文学的、原本应该是优雅的贵族的人中间也是并不多见了。但是，无论是我在生活中多次跟育邦的接触和交流，还是我在阅读育邦的诗歌、随笔等文学作品时，我都强烈地感受到他就是这样一位谦谦君子和热血才俊：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很清楚自己要写什么样的作品。而育邦的最新诗集《伐桐》，进一步让我坚信了对他的这一认识。 在谈诗集《伐桐》里的作品之前，有必要在此先回顾一下之前我对育邦的一首诗的评论。因为这首诗并不在这本诗集之中。
你在窗口
我们相遇
你的手微微出汗
你漂浮在广袤的湖面上，死尸一般
我转过头，隐身到密林深处
你摒弃余辉
你湮灭了，你无处不在
如是我闻 ——育邦《也许叫中国》 2016年4月6日，诗人李之平在她主持的“华语实力诗人联盟”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汉诗观星台”第43期《育邦：也许叫中国》，邀请许道军、程一身、李德武、赵卡、李之平、邵风华和我共七人，针对育邦的这首《也许叫中国》进行了一次“网上研讨”。其中，主评嘉宾许道军认为，此诗“准确写出了当下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欲高声又怕人听见、欲远离又希冀召唤的典型心态。”而我当时的评论是： 首先，这是一首有“秘密”的诗。“我们相遇/我们并不知晓”写诗的背景或因起的故事，被作者隐藏了，读者需要去揣摩。然后，这是一首有深意的诗。“你漂浮在广袤的湖面上，死尸一般/你的笑容很中国”因为背景的隐藏或者说主题的若影若现，诗人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也就变得扑朔迷离了，意味深长了。最后，这是一首有希望的诗。 “你湮灭了，你无处不在/摆脱重力成为我矢志不渝的游戏”诗人对于这个世界或者说我们境遇的关注，既是一往情深的，又是百感交集的，而不论对现实多么绝望，又始终报以不息的抗争。让一首短诗担负这么多的内容，诗人育邦抱负很大啊！也因为有了育邦这样的诗人，当代汉语诗歌保证了她高贵的尊严。 现在来看，在“贵族式的优雅”这样一个判断之下，我认为，至少我当时说“这是一首有希望的诗”还是正确的：诗人对于我们的处境，通过其作品进行了准确的表现和应有的面对！这就是一个优秀诗人能够做到的，也必须做到的“社会的担当”。
长江似练，枫林如涛
随身携带的因缘
和一群年轻的学僧坐在教室里 ——育邦《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 《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是我之前评论育邦的两首诗中的另外一首。该诗也是他的这本最新诗集《伐桐》中的一首。2017年1月，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编著的《天下好诗：新诗一百首赏析》一书，我收录了此诗，并撰写了如下赏析： 这是一首兼具现代性思辨与古典人文情怀的山水诗、赠答诗。诗的作者70后诗人育邦，长期以来写了很多类似的游历兼赠答友人的作品，形成了他风格鲜明的文本体系。给读者的印象是，诗人育邦就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新时代的旧书生，满腹的理想主义，一腔的热血抱负，唯常寄予“沉默”的山川草木。所以，在此诗的第一节中他作自画像般地写到：“有时，我们并不说话/隐于尘世的沉默”。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电子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即便偶尔回到山林野外，相机、手机这样的现代化工具仍然与人如影随形。诗人育邦无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存在“镜像”中我们的命运与处境，所以有了第二节中“一张张走进相机的面孔/注释着生命轮回/——一次又一次的微循环”的深入挖掘与探问。而第三节中的人物“年轻的学僧”，景物“夕阳”、“西峰”等，加剧着读者对于时空的恍惚感和穿越感，以致于当我们读到末尾两行“那个宋朝的扫地僧人/就从我体内走了出来”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突兀感和虚幻感，好像诗人笔下的虚构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与真实了。这正是此诗的妙处：化神奇为现实！当“过去的我呈现出来”，我们在诗人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也接受了某种隐藏起来的思想主题。 回头想想，“诗人育邦就像一个‘不合时宜’的、新时代的旧书生，满腹的理想主义，一腔的热血抱负，唯常寄予‘沉默’的山川草木。”这样的彼时印象也是很恰当的，它正是对育邦写作思想中的另一种贵族精神即“自由的灵魂”的反映：在时代的物欲和权势面前，保持自我独立的思想，超然于世俗之外，也是一种文人应有的姿态，和能够做到的“作为”。 上述两首，让我对育邦的诗歌写作建立了最初的和最为真切的印象，也同时奠定了我评论育邦的一个基础和基调。而通读育邦的诗集《伐桐》，弥漫其中的正是“贵族式的优雅”这样浓郁的人文情怀。并且，其诗歌与人已经达到了某种高度的统一：诗歌就是他的生活和思想，而生活和思想都在他的诗里。 诗集《伐桐》由四个小辑构成，分别是“尖刻花园”、“青花瓷片”、“鲜花木梯”和“七月之光”。前三辑全部由短诗编成，第四辑则还包括他的几首长诗。无论是短诗还是长诗，也无论是从中国文化入手还是从西方经典取材，仅从这些篇章的设置，以及很多诗歌的题目或主题，就能大致梳理出育邦的诗歌风格或思想风度，它们几乎都是在表达他对圣哲先贤或人文精神的一种缅怀、推崇和致敬。
罅隙，水塘，灌木丛
伐木者听不到任何声响
栅栏里，火焰的手指 ——育邦《伐桐》 作为诗集名的这首《伐桐》，初读很晦涩。晦涩也是育邦诗歌的总体风格，大概因为他的写作观念和修辞手法更多是来自于欧美诗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写作元素也就是作品所关注的人事物，以及情感思想的内核，主要还是本土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他是在用外来技艺处理中国题材。“伐桐”肯定是有典故和来源的。首先，桐在古代诗文中多指梧桐，而《诗•鄘风•定之方中》云：“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古人栽种桐等树木，成材后即伐作琴瑟用。而伏羲伐桐制琴定五弦的故事，则将“伐桐”指向音乐或艺术的一个源头。古琴作为“圣人之器”，则成了某种传统文化思想最初的象征，是指代文明的启蒙与发展。 再来看这首《伐桐》，似乎有一些眉目了。诗中的“伐木者”当是古琴的制造者，或者说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伐木者听不到任何声响/他若无其事，砍下那棵青桐/砾石在他客观的瞳孔里/流动，与泥土及烟霞/汇聚为溪浪”，这就是文化的“远源”汇成“长流”的诗性写照。那么，诗人育邦写这首《伐桐》的寓意，以及用之作为整本诗集的书名的隐喻，就不言而喻了：他是想用诗行来呈现我们的“乐”，重建我们的“雅”，继承我们的精神。这种精神，当然就是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优雅的贵族精神，体现的是一种为民为国有所担当的中国文人思想与道德情怀。 “栅栏里，火焰的手指/在歌唱/蝴蝶身披黑袍/从盲目中飞出来/在攀升的雾霾中/交媾，孕育/一个有限的春天”。一个燃烧和升华自我的乐者形象由此跃然纸上，一个启示光明和歌唱春天的诗人形象因此生动感人。 2019年11月12日草就于梓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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