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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对话勒克莱齐奥:小说家要带读者走出封闭

2012-09-28 11:18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阅读

  “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在交流之中”

  许钧:你7岁的时就开始在轮船上写小说《漫长的旅行》了。那时写作的动因是什么?

  勒克莱齐奥:说起来动因,每个时期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不断地读书,眼睛看得多了,总要有想法的。毕飞宇跟我说,他小时候是因为没有人听他说话,他就有一种说的欲望。写东西其实就是渴望跟别人沟通,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也是在交流之中。正是因为交流,使人与人之间亲近起来,隔膜都有可能在交流之中被了解,有了了解就可能产生一定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作家都是和平主义者,总是希望和谐。

  许钧:你的成名作《诉讼笔录》中有一个人物叫做亚当,而且他还带一条狗。为什么会用亚当这个伊甸园里男人的名字?你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部小说?

  勒克莱齐奥:写小说一定是因为心中有什么疑问、想法,有话要说。如果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这样的小说没有人看,写出来自己也不愿意看。

  你可能都没有发现,这部小说的写作跟我当时的状况相关。那时我已经二十来岁了,二十来岁在法国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去当兵,我不愿意去——那个时候恰恰爆发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我很可能就要到阿尔及利亚去。我一直反对打仗,又不能当逃兵,怎么办呢?而且在城市里,楼越建越高,步伐越来越快,现代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是人心惶惶,很少有人去关心你的内心,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所以我就写了这部小说。

  许钧:你在前言里说,“主人公不知道是军营里跑出来的,还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这两句话我终于明白了。

  勒克莱齐奥:当初我的心境就是这样。一是要去当兵,我不想去;二是我对这个社会不了解。这个社会像疯了一样,发展得那么快,我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能干什么,真的就是糊涂,像精神有问题一样。

  许钧:你作为一个年轻人跟社会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可是又要继续在社会里成长,只能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要把社会的想法看出来——哪怕是批评的、质疑的,所以看起来很像疯了的亚当在广场上的发言,让我难忘。

  勒克莱齐奥:小说里写到咖啡馆,也是对我当时心境的一个写照。当时我们年轻人没有地方去聚、去“藏”,只有咖啡馆。咖啡馆还有酒,喝酒以后疯狂了,还能说说心里话。所以真正的人是只有非疯了不可的时候,才能把自己心里的话喊出来。这一喊出来,心里就好多了。

  小说家是要带着读者走出封闭

  许钧:其实这种“疯”,是真正的清醒,这样才能把自己对周围环境的看法说出来。你这样的创作有好几部,比如《沙漠》,再比如《战争》《巨人》,对城市都是怀有敌意的,你跟它完全格格不入。而且城市里潜伏着危险,危险里就可能发生战争,战争又好像无所不在。

  勒克莱齐奥:当时我一直写这个东西,说明我的心情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对社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看透。社会,特别是城市里的所谓的文明,这种战争实际上是你的心理跟整个社会飞速发展不协调的反应。所以我一直不想去当兵。还好后来有了机会:在法国不当兵的话可以选择去外国教书。

  许钧:你当时选了哪个国家?

  勒克莱齐奥:我选了中国。我当时申请到中国来,因为当时正好文化大革命,法国的青年特别关注这个。等啊等,不知道什么原因,等来的结果把我派到了泰国去。

  许钧:后来听说你被泰国驱逐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勒克莱齐奥:说起来是很有趣的经历。我到了泰国以后他们让我教政治学,那我就要讲讲有关的东西。我当时有一本法文的《毛主席语录》,就在课上读毛主席语录、讲毛泽东,而当时泰国的政治很封闭,特别是对于中国,连“毛泽东”的名字都是不能提的。很快不知道谁把我告发了,他们就限定我七天出境。后来又把我派到了墨西哥。   许钧:很有趣,你终于因为政治(原因)到了另外一个文明中;而墨西哥正是你非常喜欢的地方,你的小说和博士论文,都与墨西哥文明有关。在早期的《战争》《诉讼笔录》《巨人》之后,我觉得你的小说有很多变化。尤其读了80年代的《沙漠》以后觉得你的风格完全变了——故事里已经没有非常紧迫的东西了。以前的每一个词都像一颗子弹,随时可能爆炸,密度特别大。

  勒克莱齐奥:写作就是这样,有什么样的心境,你想表达什么样的东西,就应该用相应的方法。当时我的心境有变化,慢慢地长大了,对社会的看法都有所转变。一个人的目光一转变,理解力就不一样了,理解不一样,心境就变了。而心境一变,写作的方法也会变。并不是手法在前,而是目光在前。

  许钧:这个有道理,我能不能做一个总结:你前期的小说非常有趣,总是有批判的目光,你不喜欢、甚至厌恶,但小说在现实面前真的是“无能为力”——就像这次你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说中讲的那样——“是警示,是消遣,还是诅咒”。后来你就换一种喜欢的东西,比如喜欢非洲的文明,喜欢人与人之间、与大自然之间友好的相处,跟小动物说话,看着蓝天、触摸到非洲的一块石头就感到温暖。你是以另一种方法,把大家往美好的地方引。

  勒克莱齐奥:你的总结和理解很有趣。确实作为一个小说家,让自己从封闭中走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你走出来了等于带着读者一起走出来,去看更远的、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你会发现,人类还有那么多美好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我的目光不断打开,所以才写到墨西哥、非洲。对“他者”文明的关注,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关注,从本身就是对于历史的慢慢的理解,对居住在地球上的其他的人的关心。打开目光,走出封闭,再打开心灵。

  写作都是试图建立一种伦理

  许钧:作为一个作家,你觉得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勒克莱齐奥:要特别关注文化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根本就没有落后与先进之分,要让不同文化的声音让大家都能倾听到,这是作家最重要的任务。

  小说可能确实没有办法改变社会,但是你可以去解释它,让人家看到,引起别人的关注,甚至有反抗。笔跟墨有时候比石头更有力量,可以对抗暴力。我们要为那些不能够拥有自己声音的人写作,有一些人他们经济、政治、社会的地位处境当中,他们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也许可以为他们说话,成为他们的声音,这个我想也是作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许钧:文学有一个介入的姿态,法国有介入文学的传统,用介入的姿态对于作家来说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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