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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家必须盯着人写”

2012-09-28 10:58 来源:文艺报 阅读

  记者:《蛙》是您写得很辛苦的一部作品,它在您心中有怎样的分量?

  莫言:这本书是痛苦之书,动用了原初记忆,触及了灵魂之痛,也是“把自己当罪人写”的一次实践。由于这些,本书是我到目前为止所有作品中写得最深的一部。

  记者:您曾经说过,在《生死疲劳》之前《蛙》的第一稿已经写完,但因为自己对结构不满意而全盘否定,另起炉灶。最终《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夹杂了故事叙述、信件、剧本的讲述形式,令人想起您之前的作品《酒国》的叙述形式。能谈谈您最终以这种形式讲述故事的考虑吗?与之前作品相比有何创新之处?

  莫言:这本书的构思过程很长。但真正拿起笔来写,是2004年春天。当时采用了一个自以为很奇特的结构:剧作家坐在舞台下,观看舞台上正在上演着的自己的一部话剧,一边写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台词、舞美;一边写舞台下观众的反应:窃窃私语、各种声音和气味;同时也写剧作家的回忆与联想。剧场休息时,剧作家接受记者采访,真正的姑姑与剧中的“姑姑”同时出现在现场……写到15万字时,突然感到心乱了,好像面对着一团乱麻,总之是写不下去了,于是将之搁置起来,一搁就是4年。等2008年重新开始时,旧稿全部放弃,另起炉灶,就成了目前这样子。这部小说的结构较之《酒国》要单纯,比较新颖的是将一部话剧和小说文本镶嵌成一体,是一部完全可以搬上舞台的话剧。

  记者:《蛙》的语言比起您之前的作品更加朴素了,您现在对文学语言的认识和运用与创作早期相比有什么明显变化吗?

  莫言:语言的变化,一是小说的需要,二是我自己厌倦了那种张扬喧嚣的语言,想换一种腔调说话。我具备用朴素的语言写作的能力,早期的作品深受“荷花淀派”的影响。但完全用那种调子说话,显然不行。所以后来就力求变。当然,想变未必能变,心里有才能变,心里没有变不出来。我想,由朴素到绚烂,再由绚烂到朴素,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记者:有评论家称,《蛙》重新建构了当代史,是重构历史叙事的一个启示性的文本。您自己怎样看待《蛙》对于历史的叙述和构建,您所构建的这段历史仅仅是中国人几十年的生育史吗?

  莫言:我一再强调,这本小说的灵感来自于生活中的人,这部小说的目的是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我的当了一辈子妇产科医生的姑姑是小说中“姑姑”的原型。写这样一个人物,计划生育作为一个历史背景,必然涉及到。但我并不想用小说再现历史,更不是借小说评价历史事件,那是小说难以胜任的任务。

  记者:《蛙》写了一个新鲜敏感的题材,但您的叙述姿态似乎很低调,这样处理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莫言:计划生育的确是牵扯到千家万户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社会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跟这个问题有联系。但小说家有自己与报告文学作家和新闻记者不同的角度。他们需要盯着事件的过程写,而小说家必须盯着人写。只要盯着人写,人物就会大于事件,文学就会大于政治。

  记者:获得茅奖之后,下一部作品还会延续乡土题材吗?有何创作打算?

  莫言:现在的乡土早已不是30年前的乡土,现在的乡土文学也早已不是描写乡村和农民的文学。作家一方面要与时俱进,了解和接触当下的最新生活;一方面要敢于守旧,坚持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历史观点。因此,即便是写历史,其实也是现实的书写。我正在构思一部话剧,已经想了8年了。(王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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