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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盛可以:血液的沸点决定了我写什么

2021-01-04 10:12 来源:封面新闻 作者:张杰 阅读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尖锐、精准、血性。盛可以的文风长期在读者圈和评论界被这样描述。但其实,文风只是她所表达的内容的外在表现。看似凶猛的笔触下,潜藏着的是她对世相进行敏锐观察和巨大悲悯。由此可以说,盛可以文笔最大的特点是准确、节制。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形容盛可以的文字:“几乎是凶猛地扑向事物的本质”。歌手李健曾在盛可以的小说《野蛮生长》发布会上跟记者聊到自己最开始读盛可以作品时,“以为作者是个男人”。冯唐也认为,盛可以像外科医生,在她凶狠的文字中读到了年轻时的余华的那种“真实和血腥”。盛可以自称是余华的徒弟,虽然余华并没有真的教过她,但她的文学创作确实受了余华的不少影响。有趣的是,余华读过盛可以的小说后感叹,“在有些方面,她是我的师傅。”莫言也很欣赏盛可以。“野蛮生长”就是莫言挥笔写就的。盛可以自己很认可“准确”这个词:“准确——几乎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具有敏锐洞察的标志,不管多么漂亮的修辞,无论多么花哨的技法,其语意都必须直中准心。准确,某些时候会显得寒光凛凛,呈现清晰能见度,读者会顿感耳聪目明。”

一个成功的作家,往往都有一块较为集中的文学领地。在这个领地里,凝聚着他或者她所集中关注的人,事,物,以及情感,思考。就像张爱玲之于上海普通市民,萧红之于东北的农民。从《北妹》(2004年)到灵感来源于一则代孕新闻报道的《福地》(2016年),再到意在“彻底探索女性身体生育负担”的《息壤》(2018年),再到最新出版的《女佣手记》(2020)是关于一群中老年女性保姆的人生(由于知识程度低,容易经济上当、感情受骗,被歧视。)不难看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话语权很难表达自己,在比较封闭环境尤其是农村或者进城务工的普通女性,是盛可以文学表达的重点对象。作为才气与创作辨识度都很高的女作家,盛可以对这个群体女性的爱情、婚姻、亲情关系,有着非常精准透彻的洞察,并对她们背后所处或者所出身的农村社会现状,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思考。

盛可以

盛可以

“我的写作从来不刻意舍近求远,避开当下的生活”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广大的农村里的很多年轻人向城市流动,寻找命运的另外一种可能。在盛可以的家乡湖南益阳某乡村,也是如此。在前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谋生的人群中,有她的亲戚和熟人,包括她自己,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群体的命运,悲欢喜乐,荣光与屈辱,成为盛可以写作世界的一大题材。

在新作《女佣手记》,盛可以写的是一群从湖南益阳进城当保姆的中老年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经历。盛可以说,这些保姆的人物故事,都是有原型的。都是活生生的,有的她还认识。这些人带着七情六欲,活得无比现实。就算有个理想也总是不切实际。“一开始是亲戚给我做饭时,说起她周围那些人,哪个上当了,哪个老公死了,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从被动听,到主动问,形成互动,最终形成了这本书。可能没多少人会关心保姆的生活,但这里头包含了很多社会问题,阶层问题,是她们无能为力的。”

人们常常说,一个时代需要文学来表达,一个社会需要作家的在场。盛可以对社会某个群体的疼痛的高度敏感,并用艺术的方式,对现实做出文学性的回应。盛可以说,写什么不写什么,也不是她刻意寻找的,“而是这个题材跳到我脑海里,或者说某件事情撞击了心灵,血液的沸点决定了我写什么。我的小说几乎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从真实的土壤里长出来的。”

如此近、实、贴地面的写作,也许会让人觉得缺乏文学的想象与距离感。但盛可以“坚信文学语言有翅膀的功能,这也是我最有把握的部分。我喜欢写我熟悉的人物,我关心他们的问题,他们的不争与不幸,不公与不平。正如我在这漩窝中,我没有办法不去讲述它带来的晕眩。我的写作从来不刻意舍近求远,避开当下的生活。我关心过去的历史,更关注此刻的亲眼所见。”

方言写作、口语写作,但是不失雅致和诗意

爱嫂、郭家嫂、邓嫂、谢嫂、凤嫂······这些从乡下进城打工当保姆的女人们,性情各异,各有一本子命运辛酸史,在婚姻、经济上有各式各样的困难。谢嫂在养女买来的房子里,在城里跟一个维修工结婚。婚后又发现觉得没有感情,想要离婚,但对方死活不愿意,在家里反客为主,赖着不走还索要赔偿。虽不是大奸大恶,但其表现极其可怕可恨可悲。在盛可以看来,这是“弱者的恶,小市民的狡诈,无权者对更无权者的欺凌,这些我们都不陌生。就像池塘抽干后,也可以看见小鱼小虾搅出的团团浑水。这些小动静往往会被忽略,但其对他人生活造成的困扰是灾难性的。这类人既可怜也可恨。”小说里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在一个折叠空间的最底层,存在着。大量的可悲可叹可哀,少量的可爱。比如有的人,虽然命运弯曲,内心依然清洁。

整部小说读起来像听故事一样不断吸引人读下去。但它肯定不是一般意义那种的纯讲个故事的故事会,而是严肃的纯文学。因为字里行间能get到作者潜藏在字里行间对这些女人的同情、理解,尤其是高超的叙事技艺。在《女佣笔记》里有个保姆买码赌博,沉迷其中还毫不自知,毫不听劝。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盛可以提到她对这个人物的同情和理解,“买码的保姆沉迷于赌博,因为那是她无望生活中唯一的希望,是她能改变现状的唯一机会。“我的亲戚中就有这样的人,每到买码时间就像犯了毒瘾一样,众叛亲离都阻挡不了,生活在希望与失望间交替重复。这可说是穷人与贫穷搏斗的方式。她们的机会和资源极其有限,我特别能体会那种感觉,也很熟悉那种感觉。很难从那种状态中挣扎出来。”

由于要生动呈现保姆这个群体的生活,盛可以使用的语言腔调是湖南益阳的方言口语,但并不影响非湖南方言区的人理解,反而造成一种极其流畅的节奏和真实的在场感。用益阳方言写作时,她觉得挺快活,“一点没有做小说的感觉。”使用方言叙事的初衷很简单,“我没想过刻意使用方言。写小说也不是为了提供文献研究资料。由于我的人物是有蓝本的,是我的故乡生长的。当人物开口说话,就传出了她们的腔调,她们的声音。而且,这样写也有助于让人看到小地方人的生活。”所以她把过于地道的外地人可能不懂的方言适当删除里,而主要保留方言的语感节奏,以及那种腔调。更重要的是,方言写作也没有影响雅致的部分,有很多句子像诗歌。比如她写道,“爱嫂是保姆里头嘴巴最热闹的一个,矮墩墩的,一身软肉,手脚都很小。手背“酒窝”很深。她总是比别人快乐些,一笑笑很久,一口气像火车过山洞,听的人都走了, 她的笑火车还在往前开。”

封面对话

盛可以:不向粗糙的胃口妥协

从2002年开始写小说,盛可以已经完成了人生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及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另有《怀乡书》等多本图文绘本。她也曾多次为《纽约时报》撰写文章,作品被翻译成15种语言在海外出版发行。2012《北妹》英文版出版,《纽约时报》评价其为“国际文坛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纽约书评》,《洛杉矶书评》《华尔街日报》、英国《卫报》等国际媒体均有采记报道;国内媒体赞她“是最具国际范儿的中国女作家”。

此时接受封面新闻采访,问及她的生活,她自言“没什么特别,偏于安静、宅居,研究菜谱做美食。”她很喜欢写作的慢速度,“慢下来,慢有慢的好处,细嚼慢咽,咳珠唾玉,很喜欢这种缓慢的状态,落在时间的后面,可以捡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封面新闻:看《女佣笔记》像打开一扇门,看到一个群体,生活在社会的折叠空间的最底层,喜怒哀乐。打折的亲情,残缺的人生,破碎的婚姻,油腻的生活方式,令人感到悲哀。但同时也有人在艰难中活出人性闪光的一面,格外珍贵。这种对人性多面的深刻的挖掘和呈现,您是怎么做到的?

盛可以:生活本身就呈现它的复杂多样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色彩和面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结构与模式。这本书中的这群女人扑腾着弄得红尘滚滚,本能地生存,活着,随波逐流,很少有清晰的计划。也不乏有心计的女人,但她只是谋算着怎么从男人那里获利。对金钱的追求淹没有很多人性的本真,但始终有一些不失美好的朴实灵魂。世界从来不是扁平的,人性也不是光滑的,皱褶里藏着变数,这里也是最丰富的。这是一群最基层的人,在基本的温饱之余,做着好梦,她们代表着一个阶层的艰难,这个阶层很庞大,也很固化。没受多少教育,没有什么见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很小。有的寄望于下一代,因此舍得送孩子上补习班,上好学校。

封面新闻:看了您准确凌厉的文字风格,有读者会猜测您的性格会不会也让人不敢接近。写小说的盛可以和生活中的盛可以,是怎样的关系?

盛可以:写作中的作家和生活中的作家是同一个人,但归根结底不是同一个人。我尽量在生活中剔除属于作家的那部分特性,包括唯我、忘我、严肃、深虑,魂不守舍,这些东西带到日常生活中就近似于病人特征了。比较正常的是作家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出了门就是妻子或丈夫、母亲或父亲、朋友或情人。那些无时无刻不戴着作家这顶帽子生活的人,本身并不真实。

“人们会从磨难中成长、新生,会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一切。”

封面新闻:最近一两年,世界受到病毒蔓延的困扰,很多人都提不起劲。在你看来,一个年轻人该怎么在这个时代找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良好互动关系?

盛可以:坦白说,2020年的确是相当压抑的一年,生活常态被打乱了,很多事都没法做,连出版也在不断延迟。就我个人而言,这一年除了在观察这个世界,几乎没干什么正事。这一年也受过也大大小小的惊吓,比如上半年忽然咳嗽三个月,比如过敏出疹子,比如颈椎错位……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与疾病抗争,任何时候都不要抱怨,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人们会从磨难中成长、新生,会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一切。这种非常时期,文学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人们在疫情期间读了更多的书,也许一场灾难同时扭转了人们的习性,培养了新的兴趣爱好。一切还未结束,人类还在继续战斗。

“活着便是收获。 我以后会写这一年中发生的事。”

封面新闻: 对过去这一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要稍微回顾一下的话,您是怎样的心情?有哪些收获,有哪些还没来得及做的遗憾?

盛可以:这是极为压抑的一年,需往积极的方面想。比如这个全世界的灾难,可能使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团聚,使个人有更多的居家安宁,更多的阅读,面对自己,作家们写出了更多的作品。当然这几乎是阿Q式的乐观。活着便是收获。 我以后会写这一年中发生的事。

“作家的责任就是写出经得起品尝的耐得了咀嚼的作品,不向粗糙的胃口妥协”

封面新闻:纯文学的影响力,很难“出圈”。人们在当下大都是用短视频来获取资讯,娱乐自己。在您看来,一个作家该不该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去帮助这个世界提高文学欣赏水平,还是说作家无需为此操心?

盛可以:文学的影响力可能既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微小,也不是人们希望的那样强大。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做一个逆向思维,想像一下,如果一个时代没有文学,这个时代会是什么样?这个时代的人会是怎么样,这个时代几乎是不被记录和反思的,这个时代的人也可以说是没有灵魂的。文学的重要性,恰恰在没有它的时候体现出来,就像健康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被意识到,窒息的时候才发觉空气的存在。一个社会的氛围肯定不是一个两个作家可以营造或改变的,文学欣赏水平文学鉴赏能力既有天赋成份,也有后天的感悟,人文素质的整体高是个系统性的问题,作家的责任就是写出经得起品尝的耐得了咀嚼的作品,不向粗糙的胃口妥协。

封面新闻: 写作与阅读密不可分。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您读了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书?可否分享一些?

盛可以:有几部印象深刻的非虚构,比如《乡下人的悲歌》,作者生出于穷白底层,耶鲁法学院毕业后写下这本家族回忆录,记述了人向上流动的感觉,对美国社会有非常深刻的思考。袁凌的《青苔不会消失》的让人震惊,充满悲怆的力量,语言有种坚硬的诗意,凝练洁净意味绵长。他选择了少有人触碰的主题,那是一种珍贵的视角。柯拉柯夫斯基的《宗教:如果没有上帝》,论上帝、魔鬼、原罪以及所谓宗教哲学的其他种种忧虑,有效地解开了我心里的一些的困惑。《系统的笤帚》出自戴维.福斯特.华莱士二十五岁的青春之手,讨论囚禁在世俗躯壳下个人无能的痛苦和欲望。其主题深意令人大开眼界,他的确是那种给作家带来启发的作家。重读经典也是今年阅读的重要部分,像《押沙龙,押沙龙》,《卡拉玛佐夫兄弟》,《失明症漫记》,《百年孤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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