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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读她的诗仿佛走进一个遍地玻璃碎片的房间,随时都会被刺痛

2020-11-24 08:56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倪湛舸 阅读

格丽克

一旦我能想象我的灵魂
我就能想象我的死亡

读露易丝·格丽克的诗,犹如走进了一个遍地玻璃碎片的房间,随时会被刺痛。痛觉并不强烈,却很漫长。创伤、欲望、死亡、家庭、自然、神话,组成了她作品的关键词,构建了一种神秘而忧郁的美感。

人们关注她早年的特殊经历,关注“女性”与“犹太”的身份标签,关注她作品中诗意的疼痛。对大部分读者来说,她是一个尚待挖掘的诗人,在极简的文字之下,埋藏着一个幽深的诗性世界,静静地等待着来访者的探寻。

新京报·文化客厅系列活动,我们联合世纪文景出版社,邀请到作家、诗人、宗教与文学学者倪湛舸,与你共同走近格丽克,探析她的诗性美学——

语音分享 |倪湛舸

整理撰文 |孙嘉言

倪湛舸

倪湛舸

倪湛舸,作家、诗人、文化学者,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学士,福德姆大学神学系硕士,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宗教与文学专业博士,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副教授。著有文集《黑暗中相逢》《人间深河》,小说《异旅人 》,诗集《真空家乡》等。

01

斯多葛式的疼痛美学

出生,而非死亡,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
我知道。我也曾在那儿留下一层皮。

——《棉口蛇之国》

这首诗出自格丽克的处子诗集《头生子》。这部诗集创作于格丽克二十五岁之时,“生”与“死亡”是其中频繁闪现的词汇,传递着一阵阵真切的痛感。

人们常将这种疼痛与她的创伤经历相关联:出生前姐姐早逝,她因此陷入“幸存者”的负罪感中,并在16岁患上了厌食症,接受了长达七年的心理治疗;成年之后,又遭遇了两次破碎的婚姻,灰暗的底色由此在她的诗作中固定和延续。

在格丽克正式开始创作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白派”是美国诗坛的主要流派,多描写诗人个体的痛苦与创伤。格丽克深受该派别影响,把诗歌当作自我面向与挖掘的途径,无所顾忌地袒露着灵魂的伤口,特别是家庭生活与亲密关系中那些疼痛的瞬间。

美国诗人、学者伊丽莎白·多德(Elizabeth Caroline Dodd)曾将格丽克定义为“后自白派”诗人,认为她的文字风格有着古典主义的特质。不同于典型自白派诗人外溢的、宣泄式的痛觉呈现,格丽克的写作是“斯多葛式”的,习惯用大量的留白、模糊的场景细节与极其冷静的笔触,营造一种静默、含蓄而持久的痛苦体验。

猫躲在那,在尘中打滚,
玫瑰,波斯菊,以及,黑暗中,金色
国会大厦穹顶
转换成月光的合金。

——《月光里的爱》

格丽克同时也是一个自然诗人,她将花鸟草木当成内心世界的投影,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与联结。倪湛舸认为,与其他自然诗人相比,格丽克的创作更富实验性。例如在美国当代著名自然派诗人玛丽·奥利弗的笔下,抒情主体往往是作为自然观察者的人,而格丽克的诗歌则将情感的主体地位赋予了非人类的生命体,并且这样的主体是在诗歌写作或阅读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在这种意义上,格丽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人,她的作品大大拓展了抒情诗歌的创作边界。

格丽克笔下的自然并非旷野式的崇高自然,更多的是花园植物,富有阴柔之美但绝不温驯。以往男性中心的文学创作更多赋予自然崇高、阳性的特质,倪湛舸则认为,自然本身超越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性别建构,性别本身也是不断流变的,格丽克的写作帮助我们看到了自然的丰富性。

02

一美元的“入场费”与精妙的多重奏

当知觉
埋在黑暗的泥土里,
幸存也令人恐怖。

——《野鸢尾》

一位诗人曾在格丽克的访谈中评价说,如果读不同诗人的作品需要不同的入场费,那么读格丽克的诗只需要一美元。格丽克的语言通俗易懂,常用简单的词汇与顺畅的短句。尽管有人评价她的作品欠缺意象和音律之美,但她用语的简洁、准确和有力,为她的作品赋予了独特的魅力。

2006年的一次访谈中,学者乔安妮·费特·迪尔(Joanne Feit Diehl)向格丽克发问,她的早期风格被人评价为“grim”(阴沉)和“austere”(冷峻,肃穆),她本人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格丽克回答说,这两个词她都不满意,相比之下,“austere”(冷峻)可能相对贴切一些。在她的理解中,这个词有一种清教徒的意蕴:对浮华、混乱的状态充满了疑虑和排斥,对未成型的、过于神秘的东西也警惕地保有距离。在某种维度上,格丽克的诗的确有着清教徒般的美感。

格丽克认为,创作时写下的每一个词都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不必增加那些不必要的修饰。当她作为一个读者时,从来没有被所谓悦耳的韵律、漂亮的意象和辞藻所打动,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她也尽量追求文字的简洁而直达本质的力量。倪湛舸认为,这种审美具有一定的东方风格。

格丽克不喜欢“grim”(阴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过于晦暗,没有任何的精神维度。她认为,诗人在撕开心灵痛苦的创口时,也要提供希望和安慰感。写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重建生活的意义。

与词句的简洁形成映衬的,是她诗集布局的复杂与精妙。自第五部诗集《阿勒山》起,她开始尝试将诗集创作成长诗或组诗的整体性写作,《野鸢尾》和《村居生活》则代表着这种创作方式的成熟。一条或多条线索连缀在诗与诗之间,使作品的意象与情感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形成一个精妙的织体。

不同于传统抒情诗的“单旋律”,格丽克还常常运用多个视角、多种声音的交错互动,构成多声部的复调式诗歌。《野鸢尾》中就包含了三种抒情声音,一是花园里的花朵,二是作为园丁的诗人,三是居于花和诗人之上的神的声音。在《村居生活》中,作为抒情主体的“我”的视角也一直在变化,从村庄里的男人到女人,土里的蚯蚓到超验的神,犹如拍摄电影时不断变换机位的摄像机,在多个角色的互动中走向最终的主题。

03

重写神话:世界之巅与地狱之门

我怎么能知道你爱我
除非我看到你为我悲伤?

——《别离》

神话故事与人物,是格丽克诗歌中常见的创作素材。她拒绝传记式或思辨式的书写,而偏爱诗歌的神秘化色彩。

诗歌评论家海伦·文德勒认为,这是格丽克在自白派的自传性生命体验与智识派的超验思辨之间,寻找第三条创作的道路。而神话结构恰好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话的“原型”,赋予个体生命以普遍性。

“我的倾向——这是显而易见的——是非常迅速地建立神话结构,找到当下的瞬间与这一原型之间的呼应。”格丽克曾这样说。

倪湛舸将提炼原型的过程称为神话的重写。希腊神话、《圣经》神话与民间传说,都可以成为她重写的素材。她的两本诗集《阿勒山》和《阿弗尔诺》的名字,就取自神话:前者是《希伯来圣经》中的世界之巅,后者则是罗马神话的地狱之门。

格丽克在离婚之后,围绕家庭与婚姻重写了一系列奥德赛的故事,如《月光的合金》中的短诗《别离》。当格丽克以神话的形式展开家庭生活的情爱纠葛时,她会将自己视为这一原型在经验世界中的一次投射,而这个原型还会投射到其他个体的相似又各异的经历中去,因此具有了普遍的价值。

在古希腊,神话就其内容和传播方式而言已经有了性别上的分化:一种是在公共场域由男性诗人讲述,一种是在家庭空间中由女性成员口口相传,遗憾的是,女性的神话传统并没有流传下来。现代意义上的神话被赋予了塑造民族性格等意识形态功能,是古代男性书写传统的延续和变形,女性形象、女性心理被边缘化,成为配角和补充。与这种传统相对应,产生了一系列以女性经验为基础重构神话的尝试,格丽克的创作就属于此类。

《希伯来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形象大卫王。他已经垂垂老矣、丧失了性能力,但还有一个暖床的婢女亚比煞,好让他感受到年轻肉体的热量。大卫王死后,他的儿子想娶亚比煞为妻,却在王位争夺战中死在所罗门刀下。在宫廷斗争开始之后,亚比煞就完全消失在了故事中,没有人知道她随后的命运。这是一个典型的父权中心的故事,女性角色被完全性化和工具化。而在格丽克重写的《亚比煞》中,她是一个随父亲生活的少女,内心向往着美好的未来和爱情,形象完整、丰满而鲜活。

格丽克的另一本诗集《阿弗尔诺》同样刻画了父权压制下女性的挣扎。这本诗集重写了珀耳塞福涅的神话故事。珀耳塞福涅是大地女神的女儿春之女神,被地府的冥王拐走,只能在每年春天重返世界。珀耳塞福涅在地府中有着怎样的经历和情感?原版神话故事只字未提。而在《阿弗尔诺》中,格丽克细腻地展现了她的心理活动,写她躺在冥界冰冷的床上,想念着那个因她的离去而日益肃杀荒芜的世界,追忆着一去不复返的童真时代,进而引入存在、毁灭、爱欲、死亡这些沉重的终极命题。

04

阅读的政治:应该拒斥身份标签吗?

她早已是一个囚犯
自从她生为女儿。

——《漂泊者珀耳塞福涅》

提到格丽克,“女性”与“犹太”似乎成了两个绕不开的身份标签。中文世界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格丽克本人对女性主义和犹太身份等标签是拒斥的。倪湛舸则认为,这包含了一些误解,事实上这两个身份特质对理解她的诗作至关重要。

倪湛舸认为,格丽克的拒斥需要在具体语境中理解。她拒斥女性主义的标签,是因为她想要和自白派划清界限,因为自白派的女诗人曾被称为诗坛上的女性主义者。当她说“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时,潜台词和真正含义是“我不是一个自白派”。她的诗作本身是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的。

同样,她对犹太诗人标签的否认,与犹太身份内在的复杂性有关。格丽特的祖辈早已移民美国,并没有受到大屠杀的影响,因此犹太的历史传统、移民各地后的族群困境,并不构成她个人的体验和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在创作中援引犹太的文化资源。格丽克研究者丹尼尔·莫里斯(Daniel Morris)指出,她的复调式写作,与犹太教的释经传统“米德拉什”(Midrash)有很深的渊源——在“米德拉什”的实践中,学者对经书中争议性片段的不同解释被陈列在同一张纸上。莫里斯认为,这种传统或许是格丽克的一个灵感来源。

倪湛舸认为,今年的诺贝尔奖颁给格丽克体现了其评判标准的延续性。格丽克突破个体叙述、追求抒情诗的普遍性,符合诺奖一贯的审美风格。而她的获奖,或许也与2020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2020是瘟疫之年、动荡之年、格局重组之年,而格丽克诗歌所追求的,恰恰是晦暗与痛苦中的修复与救赎。

倪湛舸援引科技研究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和新物质主义学者简·班尼特(Jane Bennett)的观点说,诺奖颁奖词中关于个体与普遍的话语已经陈旧和过时了。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是个体的重新定义。个体不是预先给定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中构建出来的。不应该再假设自我与他者的明确边界,而应该打破独特性和普遍性的二元对立。而抒情诗,尤其是格丽克所写的这种新型的抒情诗,其实是一种关系之诗,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延伸和维护。

倪湛舸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西方中心、欧洲中心、男性中心的,它的某些话语仍然停留在20世纪。这次它把奖项颁给了一位女性诗人,其实是它想要自我突破的一个表现,但距离真正跳出窠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觉得比诗人更稀缺的是好的读者,读者其实是诗人生长的土壤。” 倪湛舸最后总结道,“建立诗歌写作和阅读的女性群体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许这样的群体早已存在,我们要努力地让更多人听见她们的声音,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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