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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春:诗意来自与真实的较劲

2018-12-20 09:1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建春 阅读

  诗意来自与真实的较劲
  ——长诗《大红勾》创作谈

  李建春

  诗意来自与真实的较劲,与时代的肉搏。这里所说的“真实”,并不是与“虚构”对立的,我更愿意把“虚构”称为“构造”,接近于艺术中的“造型”,是对真实经验的一种组织、塑形。“真实”与现代诗歌虚伪的、个人的玄学化对立。这种虚伪的玄学化,使当代汉语失去了统摄本土经验的根基,使心性的圆融、完整变得破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本土诗兴起的时候,曾极力反对以庞德、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学。看来我们还得把类似的事情再做一遍。现代主义诗学,或者说现代诗的语言法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它看起来那么纯粹,从一个当下或长期的感受出发,在时间的压力之下进入一种语感,通过一系列意象的链条,造成一个具有玄学意味的词的抽象。这种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也与现代艺术中反深度的平面化方法、排它的媒介性自治相呼应。它错就错在排斥了那一部分非个人的、或者说还没有成为个人感受的历史情景,把社会性、伦理性的环节虚化。现代诗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克服具体的、特殊的经验,从一切地方性经验中提炼一种普世性,以到达“远方”,也就是非地点性。个人化的玄学范型,或者说风格的典范,对于当代诗人来说,主要来自现代主义阶段的西方经典之作,集中在耳熟能详的那几个国家的十几个大师身上。在这种影响之下的当代汉语诗,既偏离了《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也与当代史的实际经验脱节。当代汉语诗的这种抽象化趋势事实上已成为正统。我个人的写作,就是大致在这个正统的范畴内,思考:在译诗的压倒性影响之下,当代诗损失了什么,还能够做什么。我认为完全脱离现代诗的语言范式是不可能的。我个人能够做的,就是一方面既内化上述西方大师的风格影响,另一方面,又从心性上修复被虚伪的个人化玄学前提、思想基础所击碎、替代的一个朴素中国人感知世界的完整感,使那些被个人主义屏蔽的本土经验和社会情景重新进入诗歌。

  我生活在一个记忆世界,我能够运用的也是我的记忆。我运用我的文学素养、艺术素养和全部人文的、世故的积累重新打量它们。我相信自己,一个接近天命之年的相当勤奋的诗人,在长期的抒情、表达中形成的语感,足以对付那些从未进入过词语的本土事物。关于生命、记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个人的、解不开的心结,我已足够开阔。因此,与其说是在记忆的驱动下写作,不如说是通过打捞记忆的碎片,使之成为当代诗的文化重建。一年前,诗人张维在当代中国艺术上提出“新人文”的概念。我近期的长诗计划,可以说也是“新人文”思路的一种延续。《大红勾》第一折中写到:“我必须与革命的后果/相濡以沫,我必须过可笑的生活,在废墟之上/重建我的新人文,这已说到现在,我的过去/就是我的现在,就是我的中国制造”。我所写的诗,就是我的“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代表了中国工业化的完成,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它仍然处于争议之中,也在内外的各种压力之下“合规”。那么汉语诗的“中国制造”是什么?它必然是当代史经验、中国文化记忆、当代现实、个人心性综合作用的产物。

  我的诗是一种综合的诗。通过综合观照的语言“理解”自己,而不是表达自己。因此,它必然是在各种观念之间的穿越,时而这种,时而那种,我用心性的“一”统合观念的“二”。由此,观念成为一种方法,一种能够带动词语、照亮事物的方法,而不再是主义。在主义上我是含糊的、相对的。这得益于我在基督教、佛教、道教和儒教经典中长期阅读、修身所养成的道气。我尽力培养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我的语感贯通的程度是浩然之气充塞的幅度决定的,因此我适合写长诗。

  由于我在文化和经验上的中国坚持,我对现代诗的传统有太多的异议。但是,又不能从语言、技术上直接吸收古典诗词。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试图把现代诗的异化、张力、意象与细节的迷恋等,与中国古典诗词相结合,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失败的。特别是,如果受到词的过深影响,几乎没有不写坏的。现代诗有它自己的语言法则和形式逻辑,我的方案是:在现代诗的写作中,进入中国的道。从读经入手,而不是从诗词文学入手。简而言之,观照中国经验需要有一颗中国心。我是一个对来自左右、官民的各种观念有高度警觉性的人。因我本人也从事艺术批评工作,能够把观念落实到经验之中,不执于一端。这需要空性、道性。具体到《大红勾》,我是在写完另一首长诗《幼年文献》之后接着写的。我的童年主要是在公社时代,求学的时间是从1977年到1992年,毕业于小平南巡之际。在当代艺术中,我知道那个传统的时代,只要能够端出来一点、捞出来一点,本身就是极好的装置艺术。我通过重塑那段历史的个人记忆,做了两个语言装置。由于童年的记忆模糊,《幼年文献》以一个村庄的全景。《大红勾》的主题是:“读书生活,一种抽象的生活”,整体上虽然沿着时间的直线,但是随时与当下切换。长诗是通过偶然性达到一种必然。我切身体会到曼德尔斯塔姆认为但丁的《神曲》是从一个词开始、自然生成的著名论断。《幼年文献》和《大红勾》都是构思远大于实践,写到1000行左右自然气尽。我是如戏曲中一折、一折地向前推进。折与折之间空二行。没有用数字诗节,那与我诗的特质不同。每一折必须是一首好诗,但又不能真的脱离语境独立。长诗在细节上必须过硬。经常有写歪的情况(未必是写差了)。一旦确认,就无情地废弃。光《大红勾》废弃了200多行。我的中文系同学、诗人刘晖在读完《大红勾》后微信我:“恣肆,壮阔,精微,有如巨石森森,又如经卷漫长。”“一波三折,越读越激动,犹如被波浪拍打。”特此收藏。

  戊戌十月廿九20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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