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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读李永才《城市器物》

2014-12-15 09:3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双 阅读

  诗人与诗
  ——读李永才《城市器物》

  李双

  这本《城市器物》,静静躺在我书桌上,差不多一个月了。先前,作者嘱我写序,答应五天后写好给他,可竟然延宕了这样久。现在,该我为轻诺付出代价了。

  随这本并不喧嚣,反倒有几分难得宁静的诗集,作者还送给一本已经出版的《故乡的方向》。在这本诗集里,我看到年青时颇尊崇的《星星》诗刊,它的现任主编,以及久疏音讯的老师兼曾经的同事蓝棣之先生,他们为永才撰写的序言。还认真拜读了作者为自己两本诗集撰写的后记,尤其是命我为序的这本,其后记意气勤勤恳恳,情思源远流长,读来令人感喟。说实在话,阅读完这些文字以后,我很后悔,也很沮丧,顿生“崔颢有诗在上头”的无力感。

  大凡,为诗集作序,都要从中梳理出一些精彩的句子来解读或演绎,或借用古往今来、亦中亦西的诗学理论,高屋建瓴地评判,以导引读者,或确定诗作的品格。自然,不乏溢美之词,奉承几句,作者欣欣然,读者也觉得没有浪费自己的金钱与精力。

  刚刚捉笔的时候,也准备照这样的老路子写下去,开了几次头,都不满意。精心挑选了这本诗集中的几首,也刻意拈出庶几堪为名句的诗句,洋洋洒洒地开始附会、想象、挖掘和导读,这样写了几个段落,下笔越来越生滞,感觉越来越俗气,自己也越来越失去信心。

  诗人是文学家中最敏锐的一个群落,也是最标新立异的一个群体,同时还是最坚强与最脆弱微妙一身的一个群体。记得倡导“纯诗”的爱伦坡讲过,诗是不能翻译的。在我看来,岂止不能翻译,诗歌这种任何语言最高艺术形式的体裁,我以为也是不能解读的。一旦阐释,就会产生表现即是对表现的否定之效应。我因此时常对诗歌评论家们的努力有些不屑,在我的内心,总觉得他们那些蹩脚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评论,本质上不过是在糟蹋诗歌。但令我气短的是,如果我还有那么一点诗歌赏鉴的能力,那些我所不屑的评论家们的文字,其实曾经对我帮助很大。绕口令般写下这几句,我想清楚表明一个观点——诗歌的确最不需要阐释,当然也就不需要专职去批评或赞美。对待诗歌,最好的姿态就是让接受者自己去阅读,最好大声朗读,用心灵去朗诵。在语言节奏的乐音里,以一个心灵去谛听另一个心灵。千千万万个读诗的心灵,都在期待与诗歌共鸣;而千千万万个诗人,同样也都在殷切盼望无数读者的回声。除了上帝,我想,没有任何凡人能担当起阐释诗歌的大任。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便完全丧失了写下去的兴趣与勇气。

  我与《城市器物》的作者永才,直接交往的时间已逾26年。好几次,当我感觉似乎因为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因素,几乎要永远不再延续友情的时候,他却总是神奇地出现在我的视野,然后,一切似乎又都接续了起来。

  1989年,我逃难似地离开蓉城,去北京一所高校栖身。在终于获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后,劫后馀生的侥幸与艰难生存的压力中,故乡的一切,突然就从我生活的视野里消失了。紧随而至的疾风暴雨,我的理想被冲刷得只剩下了苟活下去的卑微的愿望。永才与我的联系自然也中断了。大约两年后,永才送他的亲友去国远赴加拿大,他居然能找到我的单位,并找到我。

  那年夏天,他与我在我们学校异常简陋的招待所,他坐凳子上,以巴人的习惯,光着脚丫子,有一句无一句地瞎聊。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的未来是什么。但我们都没有发憷,我们都知道时间在公义的一边。我印象较深的一个细节是,他羡慕地看着我穿的新皮鞋,有点讨好,也有点嫉妒地猜测道:“嘿,你这双皮鞋,起码五百块!”我心里浮起一丝得意后,不禁有几分嫌弃他的庸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写诗,也看不出他具有诗心。我实在是太自大太傲慢了。

  永才与我,是大学不同系的先后同学。我曾经听母亲信里唠叨,她一个学生也考到我就读的学校了。但与永才真正有交往时,我已经读研。他在外语系,我在中文系。他有时来找我,并非一起探讨学问,而是因为我是他的老乡,是他老师的儿子。我还记得他总是把我当兄长的神态,分不清是恭顺还是尊重;我还记得他对我透出一种很自然的亲切,就像血脉相连的弟兄。
 
  我当年气盛,那是80年代中期高校的时代风格。此前极左意识形态下洗脑形成的价值观念,被那个时代冲击得乱了方寸。于是,人人争读尼采,读萨特,读卡西尔,读荣格和弗洛伊德。几次对“精神污染”和“自由化”雷声大、雨点小的清除与打压,都没有导致根本的逆转。国内的不少先进,不时在大学校园里掀起波澜。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则无一例外地对未来充满信心,也无一例外地激烈反叛以前我们曾经信赖的一切,信仰的一切。

  永才那时经常带他的同学到我处“聆教”。有一次,永才带来他的一位穿军装的同学,据说是参加过老山战役,经过考试选拔出来,进入地方院校读书的战士。在经历几个回合的交谈后,战士对研究生的崇敬,因为我一句气急败坏的话而完全崩溃。战士同学动辄以主流媒体的腔调,絮絮叨叨地告诉我,要珍惜他们以生命和鲜血守卫祖国带来的安宁,不要轻易否定他那些首长们灌输给他的坚信不疑的价值,要好好读书,好好听领导的话,学好知识,今后报效国家。当时,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我们打小上体育课的两句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我于是思绪飞越,突兀地冒出一句话,告诉那位战士同学,难道我们出生在这个国度,除了当炮灰,就只能当奴工吗?

  接着,我收起了平时温文尔雅的嘴脸,面目狰狞地对这位还沉浸在崇高之中的战士学生再爆出一句:“你们部队,可以说,就是封建势力最后也最顽固的一个堡垒!”那位战士顿时深感受到莫大的侮辱,涨红了脸,气呼呼半天说不出话来。良久,他恶狠狠、义正词严又无比痛心地斥责我:“原来我以为你们研究生学问高,觉悟也肯定很高,我是很崇拜的。没想到,你居然是这个样子!”言毕,用眼神吐了我一脸的唾沫,摔门而去,从此终止了我们的交往。

  永才讪笑了一下,人是他介绍给我的,发生这样的意外,他也无可奈何。但这个意外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与我的关系,他照样时不时到我的寝室,闲谈,叙旧,照样张开有点眯缝的眼睛,投射出亲切和依赖的光芒,谦和而恭敬。

  永才幼年生长在四川涪陵市毗邻长江的一个村庄,他就读的小学,就在这个村山梁上的一座庙里。文化大革命前,小学名叫弥勒小学,文革中破除四旧,这个校名不能用了,就赶忙改为红梅小学。我也是在这所小学就读的一、二年级。我的母亲文革前就被下放到了这所学校,永才另一本诗集里的《怀念弥勒小学》,写到我的母亲时,他说,“二十多年了,我还在怀念/这些传道授业解惑的我的老师/像那座庙里的佛心/让智慧的雨水/打湿了我童年的夏天”。因这个原因,我始终对永才有一份亲情,这也正如永才始终对自己的母亲感情深厚一样,我永远依恋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给与我精神家园的我的母亲。

  那座古庙改成的学校,也是我就读大学后第一次作文《母校》的描述对象。虽然后来我去成都接着读小学,再也没有回到弥勒小学,小学一二年级时并不认识永才,那我们的缘分就该尽了。但我们有着相同的童年记忆:虬枝苍劲的黄桷古树,一排国槐,花开时沁人心脾的芳香;树上的喜鹊窝,山梁上的猫头鹰,偶尔飞过的野雉,拖着长长的华丽的尾巴;远远遥望,长江忽隐忽现,而满江川流不息的波澜,曾经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去多少神秘的幻想。

  涪陵的山地是黏性极强的黄土,下雨天,地上非常滑溜,稍有不慎就会摔倒,满身的泥浆。就读村小的农家小孩,家住远地的,要翻山越岭,过河涉水,而川东多苦雨,许多孩子经常是满身泥水走进教室,永才也不例外。永才出身贫苦,村小就读五年从未领过新书。一般的农家孩子,早就被生活的苦难磨去棱角,最多读到初中后,就回家务农,在惋惜中重复祖辈的宿命和麻木,跟鲁迅笔下的闰土实在没有两样。但永才没有这样复制自己的人生,他孱弱得似乎身体经常轻微发抖,但却一直把书念了下去。因为内心的刚强,也因为内心的热爱,从弥勒小学,念到了永安公社的初中,又念到了涪陵城里的重点中学,最后念上了大学——那个时代的大学入学率极低,这在永才的家乡,无异于今天中了彩票。

  在老家,除了长江这位自然母亲的伟大意象,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基因外,还有彼此都记忆深刻的涪陵榨菜青菜头,青苗蔓蔓的丘陵,丘陵中的野兔子,长江冬季干枯后暴露的河床,以及一个又一个连着的小湖和小湖里敏捷地乱窜的鱼群。长江连接着大海,大海连接着世界,当看到每年冬季北方飞来江边避寒的野鸭、大雁、白鸽,我们还会感觉到它们从天上携来的北国信息。自然是多么神奇,自然满足了我们,又孕育了我们。

  后来,我们又同在狮子山上度过了每个人都铭刻难忘的大学四年。一个农人的孩子,造化弄人,偏偏学的是外国语言与文学,就好比诗人艾青,大堰河的乳汁,却哺育了他充满法国风情的诗意。永才略微羞怯木讷的性格,被异域文化赋予了浪漫多情的色彩。

  20载转瞬过去,2010年,在我只能在记忆里寻找他,几乎快要把永才忘记的时候,他却突然来找到了我。于是,时间与空间,一切又重新连接起来。

  这一次,我请他喝山西汾酒,饭桌上他兴奋地侃侃而谈,说写了不少诗,而且马上就要结集出版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出版诗集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个年纪的人还写诗,似乎有点自家酿造的米酒,搁置时间太久变得酸涩,那味道给人一种莫名的感觉。他做了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不大不小的官儿,成都高新区的工商局长。外貌似乎丝毫没有变化,羞怯却已经完全褪去,换上中年人的沉稳与些许从容。我则以特有的不宽容打量他,既不嘲讽冷淡,也没有热情过头。他慢条斯理地告诉我,高新区要比其他区高半级,现在收入也过得去。为他母亲庆生的时候,回农村老家办酒席,操刀为厨者都是一个我无法想象的数字。这时,我就不由得记起他当年羡慕我皮鞋起码值500块的往事。

  可能诗人有诗人独特的敏感,他没有继续谈他的诗,却聊到了当时老家的大唱红歌。我对薄素无好感,这年初发生李庄案的时候,还写了一篇犀利的文章《漫谈“唱红打黑”及“不怕左”》,没有平面媒介可以刊用,就贴在凯迪社区著名的“猫眼看人”——后来,北大的贺卫方教授把这篇文字转帖在他的博客里并加注,引起很多人关注。此前,老家来京的人,问起薄某,基本上是赞扬的,只有极少数大学里任教的同学,能看透薄的野心和伪君子人品。但永才却毫不迟疑地持了否定立场,否定得干脆彻底,不留情面。我顿时对他有了好感,心想,没变,做了小官,还保持了基本的价值观,难能可贵。我忽然领悟到,或许这正是他还写诗的因素之一。

  年近耳顺,一些人生阅历与现象,常常使我感到困惑。我们创作作品或研究文学的人,时常要卖萌。把艺术吖,诗吖,说得纯洁无比,不食人间烟火,并以此自恃,鄙睨天下俗人。同样,更多的人,随着青春远逝,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功利理性,似乎凡是做事为人,不能直接见到利益,便完全没有必要用心于此,沉溺其中。他们也以此嘲笑诗人,乃至羞于回顾年轻时对诗的陶醉与拜倒。有的人情感日渐稀薄,有的人情感日渐纯真,我难以判定哪一种人的状态更好。我想起读大学时的系主任苏恒先生,他退休后患上失语症,但偏偏喜欢上新诗的创作,写出不少隽永真挚充满哲理的小诗。我们这些学生,立即感受到苏先生的生命之火,在他的最后时刻迸发出了耀眼而动人的光芒。

  的确,诗人是纯粹的,一丁点杂质,就会污染或毁灭他的才华。但这人世间哪里去寻找得到纯粹的人,诗人自然也无法免俗。也许,诗人的异禀就在于,他能为人的情感开辟出一小块领地,使之不受俗世的干扰。于是,不少人就拿他园地里的杂草,来嘲笑他那小块领地里单纯而真诚的诗苗。永才混迹官场,可以想见,名利熏染也好,尔虞我诈也罢,世上的种种丑态,我不信在他身上就能免疫。但是,他可贵地保留了那一小块领地,孜孜以求地耕耘,一首诗接一首诗地书写,仿佛他的情感在一直催促自己,要以此来不断清洗生命的血液。单就这一点,就足以令我奉送上我的敬意。至于他的诗到底品相如何,已经不重要了,自有读者去品鉴。重要的是,他与我一样年逾不惑,却依然在钟情于诗,依然有能力写诗。

  写下这样不伦不类的序,是想表达一个观念:与其评价永才的诗,不如介绍永才其人。我们都在飞快地迈向老年,生命之火,也正在逐渐衰减,而诗歌,不容置疑,它会使我们的生命亮堂起来。

  人的一生,也许有沮丧,也许堕落沉沦,也许有绝望,也许自暴自弃,甚至,也许机巧诡诈、损害他人……但是,无论如何,人们都要保留一块圣洁之地。这也诚如《圣经》上的第一句:“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

  光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

  2012年12月5日于延安旅途中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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