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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与瓦格纳:伟大命运的邂逅

2012-09-28 15: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金寿铁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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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一生踽踽独行,仅仅与孤独相伴。他时常把自己比作植于悬崖峭壁、俯视深渊的一棵枞树:“孤独!有谁敢于来这里做一个访客,或许只有苍鹰在它的枝条上满足地啸叫!”然而,迄今所知,尼采毕生都绕不开一个人,确切地说,他与这个人有着一种错综复杂、爱恨交加的关系,以至于抛开此人也就无法想象尼采本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长他31岁的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

  从赞美到攻击

  尼采把他与瓦格纳之间的相遇称作“伟大命运的邂逅”。1869年4月,尼采赴任瑞士巴塞尔大学语言学教授,同年5月他首访居住在特里布森(Tribschen)的瓦格纳,此后3年间,即在瓦格纳和科西玛移居拜洛伊特之前,他造访瓦格纳一家23次之多。当时,他沉陷在瓦格纳气势恢宏的音乐和绚丽多彩的作品中,深深为剧中人物的人格所打动,面对瓦格纳鲜活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质,他仿佛亲眼目睹了“天才”概念的真实化身。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惊叹万分:“我在瓦格纳身旁仿佛就在神之旁。”后来,他在自传《瞧,这个人》中,欣然写道:“我们的天空万里无云,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的青春简直无法忍受。”

  1872年,尼采发表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全书热情洋溢,到处洋溢着对瓦格纳的赞美之词,据说,只是因为瓦格纳的缘故,他刻意修改了最后第20—25章。在此,他试图把希腊悲剧的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与瓦格纳的音乐精神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他说来,艺术就是狄俄尼索斯艺术,而瓦格纳正是这种艺术的理想形态。因此,在他的心目中,瓦格纳不仅仅是音乐家,而且是象征未来德国文化的天才。与此相对照,瓦格纳对尼采也同样赞许有加:“我还没有读过比您的书更美丽的书。”甚至,还认为,“您是人生带给我的唯一的礼物”。

  然而,此后不久,尼采对瓦格纳渐趋疏远冷淡。他开始把瓦格纳仅仅归结为一种狄俄尼索斯精神的象征,他不再称其为伟大的艺术天才,而是称其为“酒神颂歌的剧作家”。例如,他把瓦格纳的代表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65)视为“一切艺术中真正形而上学的作品”,亦即狄俄尼索斯精神的作品,因为其中蕴涵着对生命的最高肯定,带给人们“犹如最纯粹的太阳一般的幸福”。与此同时,尼采开始意识到,瓦格纳“一步步地屈服于他所最轻蔑的一切东西”。因此,他警告说:瓦格纳“卧倒在基督教的十字架前”。尽管如此,1878年瓦格纳依旧宽宏大度,毫无恶意地把他的作品《帕西法尔》送给尼采,而在同年5月尼采回赠瓦格纳其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上卷)。尼采回忆说,这两本书交相互赠,就听到了一种不祥的声音,犹如两剑正面交锋,杀气腾腾。

  有道是:“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此后两人关系急转直下,尼采不仅与瓦格纳明确划清界限,甚至开始攻击瓦格纳其人。对此,传记作者弗兰策尔大惑不解,以至于把尼采的这种反常行为归因于神经障碍所致。但是,芬克则断言,尼采此举意味着他决定性地“摆脱瓦格纳的阴影”,“从推崇倾向转向了自我主张”。无论如何,《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标志着尼采与瓦格纳正式分道扬镳,彻底决裂。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下卷中,尼采对瓦格纳的攻击进一步升级,其态度愈发白热化:“事实上,一度被视为最辉煌的胜利者的瓦格纳蜕变为腐败的、绝望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可怜的、虔诚的教徒。”

  1883年2月13日瓦格纳去世,而尼采刚刚完成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部。有道是:“一旦人死了,所有恩怨情仇一笔勾销。”恰恰相反,尼采不仅没有哀悼之情,反倒把这一“神圣时刻”视为“自身精神负担的减轻”。对此,有人说他太不近人情,甚至“不诚实”,但是,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则对此表示理解,视其为一种义无反顾的“回归自身”。然而,最出乎意外的是,瓦格纳死后,1888年尼采发表《瓦格纳事件》一文,再次对瓦格纳展开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在此,他一改过去的习惯说法,径直把瓦格纳称作与“狄俄尼索斯”精神的艺术家正相反的“颓废”精神的艺术家。不过,他又强调,他一次也没有后悔从前他与瓦格纳的合作,因此,他对瓦格纳的回忆总是一种“肯定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尼采与瓦格纳的关系,又该如何理解两人思想的内在联系呢?   对艺术的理解不谋而合

  从内容上看,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一书与瓦格纳的《艺术与革命》(1849)一书对艺术本质的理解不谋而合:首先,两者都反对基督教的虚无主义世界观,倡导狄俄尼索斯式的悲剧世界观;其次,两者都崇尚“希腊回忆”,抚今追昔,重塑近代革命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瓦格纳《最后的护民官》、《罗恩格林》、《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等作品中的悲剧英雄人物成为后来尼采“超人”的原型,或者成为后来尼采“狄俄尼索斯”精神的象征。

  瓦格纳认为,“希腊人不仅在悲剧中发现了自身,也在悲剧中发现了最高贵的全体国民的本性。”与此相对照,尼采强调:“苏格拉底不仅是希腊解体的工具,也是希腊悲剧终结的始作俑者。”瓦格纳也断言:“与雅典国家的崩溃息息相关的是悲剧的衰退和灭亡。”与此相似,尼采把悲剧看做力量和生命的象征,他呼唤“悲剧的诞生”,就是呼唤新人、新生活。与此相呼应,瓦格纳扼腕叹息:“直到文艺复兴,尚未再生本来的真正艺术”,因此,“只有革命才能为我们重新唤起最高的艺术作品”。

  瓦格纳的《艺术与革命》一书也显示出类似尼采的反基督教倾向:“迄今为止,伪善乃是基督教贯穿整个世纪的最鲜明的特征和本来的面貌。”基督教的本质就是蔑视现世的一切东西,否定并诅咒活着的生命。因此,他宣告了“对基督教的死刑”。这与尼采的基督教批判何其相似:基督教是“生命的蔑视者、濒死者和自杀者,大地厌倦了它,让它去死吧!”由此可见,在他们看来,肯定生命是狄俄尼索斯精神的核心,否定生命是基督教精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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