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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左联和避难所:内山书店百年往事(2)

2021-08-12 08:48 来源:凤凰网读书 阅读

萧红与萧军

萧红与萧军

1930年代,来见鲁迅的人越多,店员们越紧张,之所以让先生面朝里坐,也是为他的安危担心,一旦店里的生面孔多了,大家就立刻通知先生避开,并为其代转稿费和信件,会客的地点也改为借用老板的住家,千爱里三号。

在最危险的时刻,内山书店化身为鲁迅及其同志的避难所,先生的三次避难,都是内山挺身而出安排的,一次在花园庄旅社,一次在内山书店楼上,一次在三马路的内山分店。

店员王宝良对鲁迅的几次避难记忆犹新,他14岁进店打工,25岁那年有了儿子,他问老板,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内山说,我只会起日本名字,这样,我替你转请鲁迅先生吧。

过了两天,内山告诉他名字有了,叫“长树”,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乳名,很多年后,王宝良一家仍为先生的平易近人和书店那种不分主仆的氛围感怀不已。

03

有人说,书店是人类的避难所。在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年代,内山书店真就是有志之士的避难所。

在突患伤寒的郭沫若匿居以待出国的日子,内山老板是为数不多敢去探访的朋友,他为郭送去日译本的《资本论》,对其妻安娜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

郭沫若一家流亡日本的最初几年,经济来源全靠国内著作的稿酬和版税,而这些钱都是通过内山书店转至东京的,后来郭更是将所有出版事宜都授权给了内山老板。

郭沫若一家在日本

郭沫若一家在日本

1931年1月,“左联五烈士”被害,其中有鲁迅的学生柔石,内山赶紧把上了黑名单的鲁迅接到日本人开的旅馆花园庄。在楼梯下潮湿房间暂避的几天里,难眠的鲁迅想起逝去的朋辈,就着走廊凄冷的月光,写下了那首流传至今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一年后,“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一颗子弹穿入鲁迅的寓所,大批日军闯入搜查。万幸的是,先生及三弟周建人两家共十口人及时搬到了内山书店的三楼,当时正值春节,十口人共聚一室,只能席地而卧。

鲁迅回忆道,“30号下午,我们带着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2月6日才得迁避到英租界的内山支店里去。在自己的国土上,默默地听着枪炮声,饱尝侵略者加给我们的压迫,真是不好过极了。”

接下来的两年,鲁迅两次到内山家中避难,一次是不顾遭暗杀的危险,亲赴万国殡仪馆悼念杨杏佛,另一次是书店的两名中国店员被捕。

1933年,考古学家李济(左)、管理学先驱杨杏佛(中)与鲁迅(右)的合影

1933年,考古学家李济(左)、管理学先驱杨杏佛(中)与鲁迅(右)的合影

内山对进步人士的帮助触怒了很多力量,引来了流言蜚语,他本人被诬为间谍,来往的左联作家则被骂作“汉奸”,对此,鲁迅提笔应战,“内山书店,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真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习的!”

内山先生对指责他为卖国贼的人说,“我帮助有困难的人。如果这也算犯罪,我很乐意服刑。”

对挚友鲁迅,他说,“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是有的。”

04

开业二十八年,内山书店并不是上海唯一一家日本书店,但却是各界读者最多,最有人情味儿的书店,即使在今天,它仍是一家理想的书店。

鲁迅好友、战地记者曹聚仁对内山书店念念不忘,“顾客随手翻书,甚至整天坐在那儿看,店员也不会像其它书店一样,在你后面盯梢催促。”

曹聚仁(1900—1972),记者、作家,曾著《文史讨论集》《国学概论》等

曹聚仁(1900—1972),记者、作家,曾著《文史讨论集》《国学概论》等

遇到有人偷书,内山老板往往一笑而过,“爱偷书的人一旦有了钱,也一定爱买书的,现在被偷,就等于放了账。多顾几个店员看着书架,不仅使人印象不佳,付出的成本比不见得少。”

比起同行,内山书店对记账买书也十分宽容,熟客即使前账已满三百元还能再欠,这种经营方式让东京的书店瞠目,“赊销的书店全都倒闭啦!”内山确实有过付书款困难的时候,但随着顾客增多,很快度过危机。

书籍装帧家钱君匋对一套多卷本的《世界标记图案大系》爱不释手,但因价格太高,下不了决心出手,第二天再去发现已被人买去两套,心急之下壮着胆子找了鲁迅,先生对内山老板说,“钱君匋是我的朋友,常有文艺作品发表,平时买书也多,可否给他记账?”

钱君陶(1907—1998),艺术家,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创作有《长征印谱》等。

钱君陶(1907—1998),艺术家,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创作有《长征印谱》等。

内山当即表示同意,“从今天起,开个户头,钱先生以后买书,按一年三节结账就是。”

平日里,内山在店里煮茶招待顾客,店门口还有一个茶桶“施茶”,供劳动者在夏天解渴、歇脚,鲁迅就曾“贡献”过绍兴茶叶。

就这样,一视同仁、毫不歧视、坚持赊卖的内山书店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暗号”和“例外”,即使在日本店铺不受欢迎的日子里,当地邮局也没有拒绝过内山的包裹,有书店同业说,“内山是一家‘热爱人’的书店,所以会有最忠诚的回头客。”

1936年10月17日,鲁迅拖着病体冒着寒风到内山书店参加了人生最后一次“漫谈会”,18日,先生病情恶化,内山老板在身边守了一天,19日凌晨五时,鲁迅先生因病去世。

内山后来回忆,“十七日他的突然来访,如今想来更像是前来和我‘告别’的。”

鲁迅与内山完造(左)

鲁迅与内山完造(左)

在万国公墓的葬礼上,作为鲁迅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日本人,内山完造作了感人至深的演说:

“鲁迅先生的伟大存在是世界性的。他是一位预言家,先生的每一句话,都如同旷野上的人声,不时地在我脑际打下烙印。

先生说,道路本来没有,是人走出来的。每当我念及这话,仿佛就见到先生只身在无边的旷野中静静地前进着的姿影,和他踏下的清晰的足迹。”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内山书店迎来了落幕时刻。归国后,内山完造在各地作“中国漫谈”的巡回演讲。1959年9月,74岁的内山受邀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重返中国,但不幸在欢迎晚宴上突发脑溢血,于北京逝世。

内山老板最后“回到了”上海,与老友鲁迅同眠在一个公墓,墓碑上印着好友夏丏尊1945年写下的句子,“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

鲁迅去世的前一年,内山完造让弟弟嘉吉在创办了东京内山书店,向日本介绍中国,郭沫若挥毫为其写下了四字看板,今天仍高挂在神保町内山书店的门楣上。

“老板,听说到了本好书。”

“欢迎您来,慢慢看。”

参考文献:

1、《花甲录》,内山完造,九州出版社

2、《我的朋友鲁迅》,内山完造,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3、《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周海婴,上海文化出版社

4、《内山完造与文艺漫谈会》,江枫树,上海文化出版社

5、《郭沫若与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蔡震,郭沫若学刊

6、《内山书店史实寻踪——纪念内山书店创建80周年》,周学鲁,上海鲁迅研究

7、《三叔达夫》,郁风,新文学史料

8、《曹聚仁笔下的内山书店》,柳哲,鲁迅研究月刊

9、《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文坛的交往》,徐静波,文汇报

10、《那家鲁迅最喜欢的书店,一百岁了》,刘柠,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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