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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人史:阎连科谈《我与父辈》

2012-09-30 00:08 来源:搜狐文化 作者:阎连科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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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搜狐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搜狐文化客厅。先介绍一下做客搜狐文化客厅的嘉宾,大家也很熟悉了,因为也是我们搜狐的老朋友,来过好几次了。著名的作家阎连科老师。欢迎您。这次阎老师带来的一本新书叫做《我与父辈》,是讲述自己与亲人的一本书。

  阎连科:是我的家族散文。

  主持人:您之前也说这是一本献给父亲、伯父、叔叔、长辈的一本书。最希望是家乡的人们读到它。现在他们读到了吗?

  阎连科:写这本书直接的目的是要给我家乡的土地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侄儿侄女写一本书。他们说你写了那么多书没有一部是我们喜欢看的,希望你写一本书,让我们能看明白。我发现我的写作可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决定给他们写一本书,就叫做《我与父辈》。半个月前我带回去了四五本书,前几天我大伯家的女儿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家的事情还有那么多怎么还没有写呢?可能还有很多在我写的时候没有勾起我的回忆,但是当她一说,我发现漏掉的事情可能比写上的事情更感人一些。这个写作过程也是阎连科的感受,但是对于写作的人会发现,它会给你太多的丰富营养。如果你继续这样写作,你会感觉有一种写不完的感觉。要是从记忆讲,要写我们的家,也像《似水年华》那么长,《似水年华》写了三百万字。

    写家族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诚实

  主持人:从您最早离开家到现在已经有多长时间?

  阎连科:是三十年了。三十年是非常漫长,也非常短暂。一想三十年非常漫长,有点害怕。但是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在昨天发生的一样。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你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发生的,离开的年龄,我想到就非常害怕,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完三分之二。忽然之间,你对生命有一种担忧,你觉得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慢慢的就消失掉了。而且可能的话,我的父亲都已经不在了,轮也轮到我这一代人了。很令人担心,但是你不得不去面对。

  主持人:这本书最先发表是在《钟山》上面。是以“个人史”的方式来推出来的。很多作家书写自己、书写自己的家族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您在自己的书中也提到,一直想写一直都没有写。您觉得写作自己的家族最困难的是什么地方?

  阎连科:他们以前发过作家韩少功的长篇散文,这可能是他们第三次发。对于“个人史”准确不准确,先不去管他,我想它一定是一部长篇家庭散文。写这篇散文没有什么难度,重要的是需要诚实。因为一切虚构都是不必要的,甚至不要你去雕琢它,达到什么功底。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诚实,最重要的是写作的契机的到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成长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族史,为什么有的人写,有的人不写,就看契机有没有到来。

    我是去年国庆节,我的四叔不在了,我的父亲25年前就不再了,我大伯三年前就不在了。他们弟兄三个相继走掉之后,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只是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的覆灭。在晚上两点多钟,我们给我的四叔守灵的时候,有一个香将要灭掉的时候,我要去换香,换完以后,我妹妹说,哥,你在外面那么有名,写了那么多书,没有一本我们喜欢看的,你为什么不写写自己家里,写写大伯,写写你自己小的时候,这是我们喜欢看的。我想这就是一个契机,更重要的是它告诉你,你此前的写作,每一部都是那一块大地上长出来的一棵大树,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和那块土地发生联系,其实是通过你的家族,如果你的亲人不在,你和那片土地联系就没有那么密切。我甚至说,我连续三十年都回家过春节。但是如果你的父亲母亲都不在的话,你还能够做到每年都回去过吗?是有血脉关系的亲人,让你和那块土地发生不可割断的血脉联系。你的写作和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我忽然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我的写作是从哪里来的,我写那片土地上的人,而你写的东西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不发生任何的联系,他们也看不明白。你就应该反思,你至少应该为他们写上一篇文字,或者是写一本薄薄的书。这就是一个契机,你发现你欠他们什么,你想把这个东西偿还掉。这是写《我与父辈》的契机,如果没有这样一次契机,我不会去思考写这本书。

    面对父亲,我想我的人品是有问题的

  主持人:当中谈到面对自己的亲人和父辈,你在书写他们的时候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包括直面他们身上的缺陷。除了正视他们个性中很高尚的那一面之外,也有很多人性上面的弱点。可能这些也是要面对的一些问题。

  阎连科:对,比如说我们写纪实性的长篇家族散文,最重要的两个难点。长篇家族散文,尤其是我们父辈这一代人,他们身上的坎坎坷坷是我们这一辈人不愿意再回忆的。他们人生的经历确实是我们内心的伤疤,不愿意把它揭开看一下。另外,他们也是普通人,是农民,是老百姓就有弱点、就有短视,比如说自私、比如说见识短。比如说我伯父是我们村里有名的赌徒,他是这样一个爱赌博的人,可以把家里的房子弄得一干二净,也可以活得那么有尊严。这个东西需要你把它掌控和思考的。来面对他。比如说写我的父亲,写我的父亲更多的是写阎连科的内心,你面对父亲的生命,你面对父亲的死去,你什么也没有做到。更重要的,是你作为一个儿子,是否是称职的,你今天的所谓成功也好,所谓不成功也好,你必须去思考的问题,而且这样一个事情是二十多年折磨着我的内心,你最对不起的人,至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在父亲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是逃离出去的,把所有的重担留给得病的父亲,你自己走掉了。你的走导致了父亲的旧病复发,你每个月有60块钱工资的时候,你成家立业的时候,居然父亲想看一场电影,你没有拿出这十块钱让父亲看电影。他不光是让你内疚,更让你思考作为一个儿子你成功不成功,作为一个人,你的行为到底有没有问题。面对父亲,我想我的人品是有问题的。这个一定要坦坦荡荡的承认的。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比起他们我是没有他们孝顺我父亲的。

  主持人:这本书让人喟叹“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还有一个困惑,为什么这个回忆是对父辈,男性的叔叔伯伯,但是没有对母亲。

  阎连科:我写回忆没有经过任何周全的考虑,纯粹是去年我哥哥讲的一个事情,我的父亲、叔叔、大伯不在了,是因为他们三个不在了,你去思考他们的生命。当然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人回忆,为什么你回忆的是男性,女性在社会上,比如说你的大娘、婶婶,她们的生命如何。女性和男性在乡村是毫不相同的,她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生命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写作之前根本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你就想到父亲不在了,我就应该对父亲写一些什么,大伯不在了,我应该写一些什么。至少从记忆里面觉得应该写一些什么。女性这些年大家谈得比较多。我不知道我现在的散文好与不好,卖得好并不等于你的散文写得好,卖得好的因素非常多,它就阎连科来说,是否能够代表你散文写作的最高水平,是否你在散文写作上有一条自己的道路可走,如果可走的话,再过一段时间,你认为你的散文是有生命力的话,那个时候我再写女性。过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散文确实也是昙花一现,和我的许多小说一样,过去就过去了,过眼云烟,我可能就不去写她们了。我还是想,在我写小说的历程一共是三十年,就我的经验,我写一篇文章,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是有一些经验的。但是写散文我是没有这个经验的。比如说我写我家里的人,忽然间这么多人喜欢,在书市非常不理想的情况下,还是卖得非常好,这都超过我自己原来的想象。但是下一部散文是什么样的,我完全没有办法掌控,所以我觉得还是过一段时间,冷静一下,再写。

    《我与父辈》是我情感上的钻石

  主持人:您刚才也谈到了写散文和小说的状态不太一样。您对《我与长辈》的评价还是蛮高的,说是您作品中的钻石?

  阎连科:主要是从情感上讲,你写任何小说都非常投入。比如说你写《丁庄梦》,你也会痛哭流涕,觉得生命如此美丽,写完我在十三号线地铁上走来走去走了一天。无论如何,我们写小说是面对他人的生命。而写《我与父辈》是面对自己亲人的生命,那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写《丁庄梦》脑子里面是一片茫然,但是写《我与父辈》就要不断到卫生间洗洗脸、掉掉泪,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亲人,读者没有像我这么感动。说一句羞涩的话,指导前一段我把文字再润色一遍,我自己仍然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有的是我个人的经历,有的是我家人的事情。但是我看到别的小说,要说情感上,它一定是我情感的钻石。

  主持人:这种情感的感受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什么的体会?对父亲的追念还是对往昔那一段艰难生活的回忆?这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阎连科:我想内心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多你的父亲、大伯他们原来都是活生生的,和我们大家一模一样的,可以吃饭、可以聊天。可是今天你写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另外,感觉到不管生活多么温暖,忽然回忆起以前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族,虽然人口非常多,虽然非常贫穷,贫穷到我大伯家六个男孩,两个女孩,每个孩子春节没有能够穿新衣服的,每个夏季八个孩子没有一个穿鞋子的。但是他们家非常的和谐,没有任何不和谐的事情发生。

    可是今天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今天毕竟八个孩子,有两个弟弟妹妹已经不在了,还有六个人,六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他们现在每个家庭多少有一些矛盾。我们家四个孩子,在都没有成家的时候,四个人的和睦是超乎想象的。比如说姐姐需要输血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给姐姐输血。当然今天如果需要输血,我们还会去,但是当年,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村庄处处充满了和谐、充满了爱。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这样了。因为我写今天的社会可能写得少了一点,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出我们今天社会的状况。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我想给所有人提供一个怀旧的平台,怀旧的支撑,让所有人感觉到,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亲情,我们贫穷,我们充满了善良。今天我们富裕了,我们住了楼房、别墅,我们开了汽车,但是那种亲情、善良、感动已经非常少了,这可能是大家共同的感受。前几天我去上海同济大学做了一个活动,同济大学的校长非常感叹,看完这本书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他们和我是同一代人,又是学理科的,他特别感动,我叫他大哥,我觉得同代人看这本书有这么多共同的体验,比如说我的散文发表以后,会不断的接到电话,东北的一个人给我打电话,我问他多大了,他说四十多岁了,我觉得和我同一代人的话,这种感动是一样的。但是90后的孩子们,一个17岁的小女孩,她看完这本书,她拿了两本书站起来说,我和我父亲的关系非常不好,我以前都认为都是我父亲对我不好,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知道是我对我父亲更不好,看完这本书以后我要好好的对我的父亲。我买了两本书,一本送给我的父亲,一本送给我自己。这些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今天所谓的情感、家庭伦理道德、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其实是非常缺少的,需要给它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这个孩子不是乡村的,是上海的,而且她也有这样的情感,还是挺超乎我的想象的。一个班上的孩子,基本上站起来发言的都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读过这么感人的书,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父亲那一代是这样过来的。即便是上海的,也有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们久违的情感、久违的善良、久违的爱,在这本书中被大家找回来了。

  主持人: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感触也比较深。可能那些孩子的反应,能够看出来这本书中非常共同的价值观,它的价值是普遍能够感受到的,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东西。

  阎连科:我想他对80后、90后的孩子来说,不会因为我的这一本书就改变他的价值观。但是有一点,无论你是80后、90后,无论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子,你可以不看我的书,或者是看一半不喜欢就仍掉。但是如果你把它看完了,可能或多或少的修正一下你的价值观,它未必是现代化的,但是这种修正一定是温柔的。现在80后、90后的价值观好与坏,不是我们能够判决的,我们也不要轻易调整他,但是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赞扬它。就像当年我特别叛逆要离开土地,把父亲丢在家里,自己要去支配自己人生的时候,难以说是错还是对。今天看,也许在我看来,或者在别人看来,都是对的,无非就是一点名利。但是我站在一个儿子的立场上去想,对的地方中也包含了很多错的地方,你完全是自私,你没有考虑父亲,没有考虑兄弟姐妹。这一点自私也是叛逆。现在回头说这些80后、90后的孩子们,我也相信一点,再过五年、再过十年,你一定会发现,你和今天坐在这里谈的一模一样,同样的感受,你今天的行为想父亲、想周围环境的也少了,你完全想的就是你自己,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当然这个未必是错的。一定要过一段时间你才感觉到,以自我为中心,是不是就是百分之百的是对的。看这样一本书会修正大家这样一点看法。

    “我们知道这个社会是怎么从昨天走到今天的”

  主持人:在这个问题之前,您也谈到,家族中的那些亲情好象跟之前小的时候也发生一些变化,我这里就会有一些疑问,我们今天这样一种亲情的伦理好象跟书中描述的那个我们父辈的时代好象是不太一样。甚至支撑这种亲情的氛围也比以前稀薄了,是跟整个社会传统文化的根基比较弱了有一些关系吗?

  阎连科:要讲到传统与道德的话,它的土壤发生了变化,就是土壤稀薄了。并不因为贫穷,传统的土壤就会非常厚实,因为富裕,传统的土壤就更加稀薄。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中,80、90后的孩子完全不知道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从哪里来的,而我们这一代人恰恰特别敏感,知道这个社会昨天是什么样的,今天是什么样的,今天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昨天是那个样子。80后的孩子只能够听说,并不能够亲身感受。今天,亲情的土壤发生变化的时候,亲情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比如说父亲节来了,你可以给父亲一个问候,母亲节来了,你可以给母亲发一个短信。但是事实上据我所了解,我儿子是80后,他的同学也在这样的节日中,十个中有五个忘了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母亲节想到母亲。比如说父母亲、爷爷奶奶的生日,在任何一个年代,生日都是需要过的,还是希望所有人都记住。但是今天这个社会,每一个孩子都知道他的生日,把他的同学叫来开一个PARTY,到外面好好的吃一顿、玩一玩。但是这些孩子在记住他父亲生日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回父亲母亲身边陪他们吃一顿饭?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记不住。为什么我们的孩子都能记住自己的生日,而相当一部分记不住父亲母亲的生日,就算记住了,也想不起来找几个人去坐一坐。这也是我们今天亲情土壤的变化。土壤的变化让你更多的记住自己的事情,忘记了父母、别人的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样子,这大概也是一种现代性。

  主持人:读《我与父辈》,你会感觉到,父辈基本上是无代价的奉献,为了孩子倾其所有,拼了老命也要为孩子创造那样一个条件。这样的奉献现在也还是存在,但是不像那个时候那样。你刚才说以我为中心,现在我们做父母的内容也会发生一点点的变化。

  阎连科:做父亲的角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最根本的是不会变化的。我特别小的时候看过冰心的《小桔灯》,今天还在青少年的课本里面,还是冰心这样一个大作家最经典的作品。《小桔灯》其中有一个对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小孩子问妈妈,妈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妈妈说,什么也不为,就是因为我是你孩子。我就记住了这样一问一答。恰恰我们在这一点上,在任何时候是不会变化的。我们做父亲母亲的,为什么对孩子这么好,就是因为你是孩子的父母。就像高考一样,家长对孩子的担忧、为高考付出的努力,每一个家长都丝毫不次于孩子的努力。表面上说是望子成龙,最根本的是传统的父母亲对孩子的爱。这种爱,我们的孩子在高考期间不一定能够体会到,也许在到大学了,也许他成才以后,也许他没有成才,总有一天,他会明白他高考那一天,他的父母在考场外忧心如焚的状态。这些都是像《小桔灯》中描绘的那样。当我们的孩子,当80、90后的孩子,他们也作为父母亲的角色出现的时候,他们也会明白,什么都会变的,但是这种爱是不会变的。但是这种爱往往会到了我这样一种年龄,到了你的孩子也非常高的时候,你才能理解。当然,理解要比不理解好。但是理解得早比理解得晚更好。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孩子能够体会父母亲的心。

  主持人:您理解自己的父亲是在什么时候?

  阎连科:我理解我的父亲可能还是因为我家里的情况。我离开家里,知道我或多或少承担一点家庭的责任。我1978年当兵,在部队每个月的津贴是六块钱,因为我是11月当兵的,12月到军队有三四个月,一共有十八块钱,中间可能多发了一个月的钱,发了二十多块钱。又找别人借了十几块钱,给家里寄了三十块钱。我想在这个时候,第一年当兵,发三四个月的津贴,二十块钱左右,知道为家寄三十块钱的时候,我想还是能够体谅到家里的那种苦难的。但是这种寄钱并不一定有多么好,应该不应该,因为我寄回去只会给家里带来更多的痛苦,这个孩子这么艰难,还知道给我们寄三十块钱。当时什么都便宜,三十块钱,一个月六块钱,你一个月的牙膏、有的人抽烟、肥皂、洗衣粉,一个月会开支到三块钱。如果你要抽烟,这六块钱一个月就不够了。如果你不抽烟,你可以留下两块钱。那个时候的六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一二百块钱。今天服役的新兵也是120块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最重要的是你能够体会到家庭的那种辛劳。当然现在我们很多家庭没有那么辛劳,父亲母亲工资非常高,或者是做生意的,或者是当官的。即便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在大城市,一种亲情也是需要的。比如说尽管父母亲有花不完的钱,但是如果你能够亲手给父母亲买一件衣服,父母的感受也是非常幸福的。

    那一块土地会认为阎连科是它的孩子

  主持人:您在书中提到,虽然逃离了农村,但是不管是对城市也好,对农村也好,都有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是什么样的?

  阎连科:你融入到这个城市里,我从89年到今天,已经是二十年了,二十年你和这个城市基本没有什么关系,最熟悉的是海淀,我住在海淀,但是在海淀也经常走错路。二十年没有过办公室,没有上过班,你都是写作,永远在书房里呆着。更多的一点,情感上你是一个乡村人,你的青少年是在乡村度过的,你的父亲母亲,一切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人还在土地上。这片城市只是你在人生奋斗过程中的,你在这里停留的更久的一站。可能是终点站,但是也不一定就是终点站。也许你下一步又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你没有跟这个城市融入到一块,你不会把这里当做家,这个城市也不会把你当作他的儿子,这是很具体的问题。但是那一块土地,他会认为阎连科就是那个土地的孩子,在那块土地上的任何人,会把阎连科当做那一块土地的儿子。但是我们真正回到那块土地,你和那片土地也发生很大的疏离感,因为那片土地已经不是你记忆中的土地了。

    尽管还是那些人,你的同学、你的战友、你青少年时期的小朋友,今天都和你一样白发苍苍。只是他的脸庞上多了更多的皱纹,你会发现心不是那些心了,环境好象还是那个环境,好象还是那个村庄,但是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如说少年时期的那个河流没有了。我少年时期我家房后一片山坡上的桃树林没有了。我读书的时候是在一个苹果园,学校在一片庙里,庙周围是一片苹果,这些都没有了,这些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村头突然冒出一个水泥厂来,水泥厂的污染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农村人吃饭都不在家里,端到村头。一阵风吹过来,水泥粉的粉尘都吹过来了。所有人都迅速弯下腰把粉尘挡住,等风过去以后再吃。更多的是人心的变化,为了生活、为了生存,我们那个时候要想很多事情,要想读书、成家、盖房,亲情。现在所有人想的就是一个钱字,和我年龄一样大的,比我晚一点的,你会发现所有的核心都是一个钱字。尽管他们也在为这一个字在奋斗。比如说现在乡村的树木,因为要挣钱、打工。挣不到钱也必须要挣钱,就变成所有人都要卖树或者是偷树。把村头的树木砍得干干净净的。乡村里面没有树木,就像城市里的天空一样了。我们今天老在讲北京的天空不断污染,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乡村里面没有花草、树木了,听不到鸟的叫声了。这是及其荒唐的、极大的变化。那些年轻人每天晚上开着拖拉机,拿一个电锯,晚上出去,我的侄儿侄女他们都是这样生活,完了开着一个小拖拉机,第二天回来拉了一车的三四米的木材,大的小的,收木材的是国家在收,并不是你说他偷树是违法的。但是收木材的是国家的巨大的公司,住在乡村收各种木材,做城市需要的三合板、五合板、胶合板。这些都是源源的运到城市里,你会感到非常恐慌。农村还有我们说的庙会还存在,三四年前的一声庙会,大家都去庙会上看戏去了。大白天的一个村庄有十多家共同被偷盗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在我的父辈确实没有这样的事情。虽然不是夜不闭户,但是也不会天天被偷盗。不会有这样如此光明正大的偷盗会变成合法。而且偷盗符合了乡村的生存规则。现在所有的标准就是一个字,有钱没钱,就是一个钱字,这是我不能想象的。而且你回到乡村去的时候,所有人找你,就是希望你给他解决点什么生意问题。你在北京那么有能力,你给我们找一点什么生意,这对我来讲太难了。

    摸着石头过河,河对岸可能是陷阱

  主持人:乡村的曾经的某种带着田园或者是纯朴的东西都已经失去了。我觉得这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您在《我与父辈》这本书中也提到,乡村本身,原先是一个比较隔绝的一个空间,外界发生什么事情,变革也好、革命也好,欢乐的事情也好,悲伤的事情也好,跟农民本身没有太大的关联,对他的命运改变不会很大。但是从来不会像这几十年一样,现在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观如此根深蒂固的改变他们的价值观。

  阎连科:现在我们要求我们社会要搞小城镇建设,要搞城市化建设。我作为一个农民,我也非常希望农村都变得像北京一样,像首都一样,那当然非常好。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们的发展处在非常薄弱的空间,你不让城市乡村化不行。但是你让乡村城市化更不行。今天城市化,你可以看到五年十年对这个国家的好处、意义。但是我们看五十年、一百年,那些悲剧隐藏在城市化的背后,那是更大的悲剧。就像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发展也是非常年轻的,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过河之后,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河的对岸留给我们多大的陷井,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东西,让城市乡村化、让乡村城市化,我不知道是喜剧还是悲剧。这对我们的后辈可能是更大的悲剧。

    河南今天是中国矛盾的中心

  主持人:有的网友比较关心。为什么你的家乡对你有那么不竭的动力?除了成长的环境之外,其他的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它本身会有什么样的魅力?

  阎连科:因为我这样一个出生的环境,它的好处坏处都在于它是中原。说到中原我们会说到河北、山东、陕西的一部分是中原。但是最核心的中原是河南。它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中国地理位置的核心。它不是权利的中心、经济的中心、文化的核心,但是在今天,它是中国矛盾的中心。我们说广东,它富裕就是富裕,当它富裕到一定的时候,问题会变得简单和清晰。比我们说的大西北,贫穷就是贫穷,但是贫穷问题也会简单化。东北问题也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到了中原一带,所有在中国能够找到的矛盾都可以在这里呈现出来。比如说江浙里因为富裕产生的矛盾,你在西北就找不到这样的矛盾。在大西北因为贫穷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在江浙一代就没有。但是在河南都能够找到。贫富矛盾、政府与百姓的矛盾,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情感与理想的矛盾,人内心与现实的冲突,任何矛盾都在中原这一块可以找到。

    为什么说河南人是最革命的,但是也是最愚昧的。大跃进的时候,河南是粮食亩产最高的,但是三年自然灾害,河南也是饿死人最多的。河南在九十年代是最渴望富裕的,但是这个地方因为渴望富裕又去卖血,普遍有艾滋病。这一系列的矛盾都集中在河南。我家是河南的,河南有一个亿的人口,只有人均那么一点地,大家集中在这里,每一个村庄都连在一起。这种矛盾会集中在河南,也会集中在你身边的所谓一个县,也会集中在你最熟悉的那个村庄,我们那个村庄是有六千口人的村庄。它既是一个乡村,又是一个集镇,既是一个极其落后的,甚至有很多愚昧的乡村的一面,但是也有极其发达的一面,在那个村庄你能够找到很富裕的家庭,也可以找到过年买不起饺子的人。那个村庄有学习非常好的家庭和孩子,也有读不起书和教不起学费的孩子。是极其现代又极其传统,极其发达又极其落后的一个地方。恰恰是这样一个村庄,汇集了你的家人、我的家人,和我有血缘关系的有150多口人。我们今天看到的无数的问题,在我的亲人中间你都会找到,好的或者是不好的,恰恰是这些问题,会形成你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土地、对这个村庄、对这个社会无限的焦虑,这个焦虑永远凝聚在你的内心,因为这种焦虑,你就写作,是这种焦虑把你和那块土地联系起来,是那块土地给你了这种焦虑,你又无法割断,你的写作只能是来自焦虑去分析、判断那块土地。你对别的、任何的环境、人没有那种焦虑的成分。但是对那块土地、那块土地上的人,确实你每天每时,不想就是不想,想起来,最能和那块土地联系上的话,就是两个字:焦虑。

  主持人:也有学者,王尧评价您说不像河南人,说有像鲁迅的浙东人的气质。还有您满口柴胡气。您刚才也提到对那样一个地域,对河南很深的感情,或者是很焦虑。作家跟地域之间的联系,我不知道您从自己写作的角度出发,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用鲁迅写闰土的心去理解那片土地

  阎连科:鲁迅这样的性格、这样一种刚烈的性格特别像北方人,当然,我们不知道鲁迅真正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姿态,我们从他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这样一种刚正不阿的性格。我们只把他说成是战士,而不把他说成是普通人,这也是他在文学中表达出来,利用他独特的写作性格。但是鲁迅和那块土地的联系,我想可能还是和我不是特别相同,鲁迅的家庭过的非常好,我们到绍兴参观的时候,发现原来鲁迅家的后花园这么大,鲁迅家里住得这么好。鲁迅在几百年前住的,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实现。我们发现所以他可以居高临下,可以批判它。所以我觉得鲁迅对那块土地的爱还是少了一点。今天我们是这样形容鲁迅,因为鲁迅爱到了极致,所以他就恨。

    爱之深也可以爱,我一再讲,我们看鲁迅那么多篇小说,他唯一表达的爱、理解和痛心的就是在《闰土》这一篇文章中,我们更能够深切的感受到鲁迅对那片土地的爱。其他的作品,我确实感受到了恨。我们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感受到了爱,难道说托尔斯泰一定是因为恨才爱的吗?谁对那个土地、那个民族表达的爱更深,托尔斯泰表达的爱更容易被我们接受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可能更喜欢托尔斯泰。我之前的写作也表达了对那片土地喜欢得过多了,或者是恨得更多了。通过写《我与父辈》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你已经五十岁了,你血气方刚的年龄已经过去了,你还要用那么犀利的来看那块土地,那块土地上的人、那块土地上发生的事吗?那不能以一个中老年人的眼光来看待那块土地吗?你难道不能用鲁迅写闰土的心去理解那片土地吗?这是我经常想的问题。我希望我的小说中间能够集成鲁迅的爱之深恨之切的情感,更有托尔斯泰对那片土地的情感,因为爱而爱,因为恨而恨。我想通过我写作《我与父辈》,在思想、情感、在对那块土地上的人的态度上发生一些变化。这需要有一个写作过程、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写过的作品,甚至是批判自己写过的作品。所以我想,我写《我与父辈》,更多的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你对那块土地的内疚,你对大伯叔叔的内疚,你不再面对父亲、大伯、叔叔,你面对那块土地的时候,你能否表达出你对那块土地上所有老百姓的内疚,我希望我写作以后,有这种内疚的表达。这些都是我以前想的。以后再《我与父辈》之后,我的作品还会再体现出来。

  主持人:我们也要非常认真的把阎老师这本书当做另外一个写作阶段的开始。刚才您提到很多极端的,比如说在中原河南这样一个地方,包括你的家乡,矛盾非常之激烈。在《我与父辈》当中,体会不到非常激烈的情绪和感情。当再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能够用五十多岁的目光来理解和表达那么激越的问题呢?这当中是怎么样一个转换,怎么样一个表达?

  阎连科:《我与父辈》表达的更多的是比较闲适、舒缓的去表达。但是之前的小说都是非常激烈的。之前的创作那么激烈的情况,更重要的一点是需要我去爱那些人,你写作,你对你笔下的人物,你的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成分,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看托耶托斯夫斯基对他笔下的人物是如此的理解,确实是入木三分,托尔斯泰也是那样,也是入木三分,我对我笔下的人物,我们的理解没有达到那样一种深度和广度。我们写我们的作品要记录我们灵魂、我们内心的时候,更多的是记录你笔下人物的灵魂、内心。乡下那么多的矛盾、在你的头脑中形成如此的焦虑,这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因为我已经过了五十岁了。即便那里所有人都是盗贼,对别人的目光,他们都是恨,每天投诉,把所有的树木都砍光,我也要理解他们。

    比如说我今年春节之后,回到家里去上坟,在坟地上突然发现,我家里坟地上,原来我父亲坟头上这么大的树木,都给偷光了。周围的原来每一假的坟头上都有树木,最忌讳的就是在坟头上偷树,但是现在已经都偷走了。没有一棵树了。从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到人心的变化到什么程度,人心不足到什么程度。对我来讲,你可以去谈论,可以去想。但当我去写的时候,我想即便他偷了我家坟地的树木,我也要去爱你。甚至我们老去抱怨人心不足,为什么人心不足?就是刚才说的最简单的一句话,他是我笔下的人,他就是偷了我家坟地的树木,我也要爱他。这是对我以后写作的要求,我希望所有的焦虑都能通过我的写作结合。也许我的写作会变得很顽固,甚至别人会说你的写作精神、探索精神是倒退的。现在倒退也好、前进也好,我想最传统的也是最先锋的,最进步的也是最倒退的。这是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我必须在今后的创作中,要对每一个人,我自身的写作我希望我能够以我的父辈为借鉴,把我原来想写的已经构思好的两篇长篇小说延后一段时间,我重新去构思。

  主持人:我感觉到您的思想带有一点宗教的情怀了。

  阎连科:我已经不是一个青年了,一个青年什么都可以做,可以激愤,可以恨。但你是一个五十岁的人,五十岁的人在今天也许人们会说正当年。但是在昨天或者是更早一点,五十岁在乡村基本上是步入老年的。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岁如何如何。但是我已经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岁,你不把自己当成老年,也要把自己当成中年,一定不要把自己当成青年。这不简单是一个年龄的变化,已经是一个做人的变化、对待文学的文学观的变化,看待世界的世界观的变化。我也希望我的这种思考走进我的文学里去。

  主持人:面对父辈可能是更好的反思自己的一种方式,回望长辈的生命轨迹,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关于责任的给养,关于未来的思考,可能是《我与父辈》这本书中带给我们最大的收获,谢谢阎老师带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谈话,谢谢广大网友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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