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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赛奖得主来京传授“摄影之道”

2012-09-29 23:03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璐诗 阅读

摄影师罗伯特与丹尼尔北影演讲,以亲身经历诠释记者“行规”

    28日,两位著名摄影师——西班牙人丹尼尔·贝尔特拉(DanielBeltra)和荷兰人罗伯特·诺夫(RobertKnoth)来京讲演。他们分别曾以《干旱的亚马孙河》和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牺牲者的肖像作品获2005年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奖项(“荷赛”奖)。演讲中,他们以亲身经历向京城同行传授成为一名好摄影记者的必要条件。

  “照片有助于唤醒公众环保意识”

  西班牙摄影师丹尼尔·贝尔特拉以作品《干旱的亚马孙河》获得2005年荷赛奖自然类组照三等奖,另一幅作品《昔日雨林,今日沙丘》刚赢得2006年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奖)自然与环保单幅金奖。荷兰摄影师罗伯特·诺夫深入切尔诺贝利拍摄的核泄漏事故牺牲者的肖像,则获得2005年荷赛奖的肖像类荣誉奖。

  5月28日,两位摄影师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了讲演,北京部分媒体、自由摄影师在观看罗伯特关于切尔诺贝利之旅的纪录片时,反响热烈。许多人提问中最关心的问题是身处险境的摄影师的人身安全。

  西班牙摄影师丹尼尔表示,他在受委约拍摄亚马孙河干旱的选题时,曾在直升机上呆了2000多个小时,在船上呆了两年多,就为了等待最佳时刻拍照。丹尼尔告诉记者,现在的亚马孙河正洪水泛滥,上周他才重到那里拍摄,“一时干旱,一时洪水,两个极端”。他说,他热爱自己的职业,不喜欢“环境主义者”的划分,觉得保持空气洁净,水质干净,环境美好,这是全人类共同的职责。谈到在亚马孙河的经历,丹尼尔提到“巴西人即使面对困境,仍然不改乐观天性,他们的快乐甚至会感染我们,使人觉得:快乐不需多少理由。”丹尼尔不承认自己是旁观者,他认为自己有很多想说的话,都融入了自己的摄影作品里,并有助于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

  “好摄影师不需对照片做手脚”

  荷兰摄影师罗伯特从1999年开始独自进入前苏联,拍摄核泄漏对这一代的影响。2005年被委约到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拍摄,适逢今年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20周年,罗伯特说,他等这个拍摄计划已经很长时间。而20年里,切尔诺贝利的话题并非国际新闻的热点,罗伯特说,自己的作品获得荷赛奖,也是说明这个话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是“意外收获”。

  当记者问到怎么看2006年的“华赛”奖一个获金奖者作品是合成的“丑闻”时,罗伯特表示这样用电脑PHOTOSHOP制作图片的摄影师从此在业内会混不下去,“好摄影师根本不需要对照片做手脚”。

  ■获奖佳作

丹尼尔2005年10月27日摄于巴西巴莱林亚的著名照片。这一年,亚马孙流域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由于河水断流,一艘轮船被困在了河床的沙滩里

罗伯特这张照片摄于白俄罗斯的Veznova。照片中两个儿童分别是12岁的Natasha Popova和8岁的Vadim Kuleshov。Natasha生来就有头小畸症,Vadim患有骨骼疾病,且精神错乱。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专访

罗伯特:摄影记者不是旁观者

  “我拍摄,同时在叙说”

  新京报:你原来是摇滚乐手的肖像摄影师,为何转行?

  罗伯特:做过两三年觉得闷了。我也做过杂志的设计师,但其实我真正的兴趣在历史、政治上面,觉得拿相机深入战地这些地方,拍出东西来,多少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也想成为好的摄影师,这样等于把兴趣和拍照结合在一起了,更有满足感。

  新京报:如果有机会让你成为历史学家或政治家,你还会选择当摄影师吗?继续当个旁观者?

  罗伯特:摄影记者不仅是个旁观者。我拍摄,同时在叙说,在发表观点,希望引导人们思考某些课题。这么想,我就不仅是在观察。而我有些作品也确实得到小小反响。所以我觉得记者并不仅是记录者的身份,打个比方,当你在去阿富汗和非洲之间选择了去阿富汗而不去非洲,已经做出了判断,因为你认为阿富汗更重要。因此事实上你已经是整件事里的一分子。

  “找典型例子最难”

  新京报:你到过索马里、阿富汗、科索沃这些地方,也去过前苏联切尔诺贝利这些受原子核影响的地区。哪里的景况最不堪?

  罗伯特:阿富汗这些地方,战争过去了,现在多少比较平静了。但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伤害还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还有一个难处,核泄漏的情况一直比较隐秘,你要自己去找线索。

  新京报:受伤害的人们,也许对你要把他们的肖像呈现在全世界面前感到不安。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

  罗伯特:倒是很少人会拒绝我们的要求,除了一些地方比较忌讳把残废孩童的照片公诸于众。其实我工作的多数时间是跟被访者交流,我先跟当地人说明白我的来意,很多人都愿意交谈,因为他们意识到越是守口如瓶,越难得到援助。我通常要设法融入他们的生活,跟他们一起吃喝。比如拍一个患脑瘤的女孩,我用了一天半时间跟她和她家里人打成一片,帮他们洗碗,打扫。正式拍摄只用了一小时。有一次还碰上一家人土豆收成,我就去帮他们刨土豆,第二天才回来拍照。

  新京报:拍摄中遇到最难的是什么情形?

  罗伯特:最难是找到典型的例子。很多记者到了阿富汗,别人拍什么,自己也跟着拍什么。但我们总是想办法要找最适合自己的故事,像患脑瘤的女孩,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找到她。

  “拍摄不幸令人坚强”

  新京报:对着种种惨状,你心里也难受吧?怎么继续拍?

  罗伯特:难受一定会的。像患脑瘤的女孩,看着她就很痛苦,她经常喊叫。有时候我受不了就会马上走开,自己呆一会。有时候我会停止拍照,但有些人会继续。其实很矛盾,如果不拍,等于就白去了一趟。因此我经常要平衡好,如果人家不让我拍了,我就不会再拍了;或者我如果感觉我在那儿成为一种阻碍,就会尽快走开。

  新京报:看多了这些情景,会不会令你有过停止拍下去的念头?

  罗伯特:没有想过。停止也只是暂时的,比如土豆收成的那一家,当时我本来可以直接拿起相机就拍,但当时我选择帮他们收土豆,因为我感觉这件事比我拍照更重要。

  新京报:这些情景对你心里的影响会持续很久吗?对你本身有什么影响?

  罗伯特:我拍这一类图片已经拍了12年,慢慢已经习惯。我知道还会看到很多跟自己的生活相差万里的情景,还有很多左右为难需要去处理。同时这些事会经常令我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自己所谓的“痛苦”相对而言太不算什么了。这使我比以前坚强很多,窝在家里颓废不振的时候再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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