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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我们是报废的一代

2021-01-12 09:37 来源:明清史研究 作者:何兆武 阅读

采访手记:何兆武的家很简朴,进门都不要换鞋。客厅、书房兼卧室里,只有一把藤椅,我坐了,他就只能坐床上。几个小时的谈话中,我始终坐得极端正,因为我若前仰,会撞到何老先生的头,我若后合,又会碰倒他的书。

但何先生家里的一切都极干净而整齐,每一样东西都放得规规矩矩,没有一张纸是卷边的。老照片和资料都用密封塑料袋装着,上面作了文字标注。

如此简陋而谨严的生活,让我心疼。

何兆武八十大寿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打算祝贺一下,他极力辞谢,祝寿活动终于改成了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可开会那天,他竟临阵脱逃,人间蒸发。谁也想不到去清华图书馆逮他,他得以偷得浮生一日闲,看了一天的闲书。

当我问到这件事时,他平静地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我够不上。我是废品,我们是报废的一代。”一个在当今史学理论界可持牛耳的耄耋老者自称废品,我听着不觉痴了。如此荒唐话,个中的辛酸,谁又能解其中味?

何兆武

何兆武

我记忆中的父亲形象很模糊,好像上小学后就没见过他了。他在清末受的是新式教育,不上私塾、读经子,念的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实业学堂。毕业那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成立了国民政府。他应邀去南京工作,后来随政府迁到北京,我就是在北京出生的。

我读小学时比较淘气,喜欢看小说杂书,还参加过童子军,后来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也关心时事政治,看一些时政杂志。

1937年升高中那一年,抗战爆发了,我们全家回到湖南老家,当时的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中央大学附中在长沙,我在那里读了两年,高三跟着学校转到贵阳。战争中物价飞涨,开始饿肚子了,学校吃饭不要钱,可要抢到够吃却不容易,抢饭吃要手脚快、力气大,动作慢一点,饭就没了。我总是抢不过人家。一年后,我考上了西南联大。

读中学的时候,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高中毕业填志愿时,有个同学对我说:“我这样读书不行的只好读文科了,你们成绩好的当然读理工科了。”当时就是这样的意识,没用的人才学文科的。

我也准备学工。因为当时读了一本丰子恺写的书《西洋建筑讲话》,很喜欢,就决定学建筑,其实也是很盲目的。现在想起来,幸好我没学建筑,否则我盖出的房子塌了,会压死人的。

中学生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的,所以现在的中学教育分科太早不好,像我们那时候,大人也不给什么指点的,就是给你足够的自由,什么都开放,文理法工随便你自己看,自己喜欢,这样在广博的基础上,慢慢的就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可以自然发展了。

我跟西南联大的关系,这么说吧,我就生活在联大的圈子里,我的同学、亲戚、最好的朋友,都在这个圈子里。我们家四个孩子,我,两个姐姐分别学化学和经济,一个妹妹学中文,联大的。姐夫和妹夫、我老伴,也都是联大的。

我曾跟人说,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读本科和研究生,从18岁到25岁,也是人生最好的一段时间。其实那时从物质上来说,是最苦的一段时间,常常饿肚子,而且还要跑空袭,警报一响就往最近的防空洞跑。可就是这样,还觉得非常美好,是因为自由。生活自由,思想也自由。这也是当时的具体环境决定的,云南的地方势力和蒋介石的中央势力有矛盾,党化没有深入到高校。

在西南联大读书,在云南街上的茶馆里论学,这些美好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时候生活很简单,没有娱乐,就是学习、清谈。老师和学生之间很平等,既是学问上、人格上的平等,也有共赴国难的意思。还有就是最大限度的自由,思想的开放和自由。我总觉得,人就应该给他最大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人权,根本的人权。

我在清华大学前后读了四个专业:本科是土木工程和历史,研究生是哲学和外语,不过一样都没学好。第一年读工科,目的是为了以后学建筑。我们一年级不分具体专业,学的是工科的公共必修课,微积分、物理,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就是要画画,我最不擅长了。慢慢地就觉得很苦,没兴趣了,觉得还是文科比较性灵,后来改学了历史。那时候转系很简单,只要学分修够了,随便转。

其实读历史也是糊涂选择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学的时候感觉很幸福,很喜欢。大四开始,我在中学兼职。大家都很穷,日子很苦,能在外面赚点钱生活就改善了。当时昆明的几十所中学基本上都被联大学生和老师包了,朱自清在联大是我老师,在外头成了“同事”,教同一个中学同一个年级的语文,我们各教一班。还有的学生到外地去教书,考试时才回来,学校也不管。

毕业后我接着上研究生,学的是哲学。研究生兼课的工资又高些,生活还不坏。谁知刚读了半年,我生病了,肺病,吐血吐得很厉害。当时也有点害怕。我们有些同学就是这样死了的,都是成绩很好,很有才华的,很可惜,但也没办法。当时生活条件差,没病不预防,病了也不知道是怎么病的,也不治,好了就好了,不好就死了,完全是自生自灭,自然淘汰。

我病休了一段时间后,就转外文系学西洋文学了。法语、德语,都是那时候学的。后来还搞了一点翻译,像我这样没有在海外留过学的人做翻译是很少的。我没读到毕业,研究生最后一年,课上完了,但论文还没写,正赶上“一二·一”学生民主运动,西南联大又说要北上回去了,要分家了,形势很乱,大家也都没心思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母亲在台湾病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去台湾接收政权,姐夫在教育厅工作,便过去了,姐姐跟着到台湾女子师范学校和台湾清华大学教书,母亲跟他们一起。姐姐说母亲的病很严重,当时的意思是要赶去见最后一面。1946年深秋,我离开云南清华,去了台湾。

后来母亲的病好了,可是解放战争开始了,兵荒马乱的,我就滞留在台湾,在台湾一所极好的中学建国中学教书。教了两三个月,又吐血了。

在台湾的日子总的来说心情很不好。一个是台湾的天气又热又潮,我不习惯,另外又没有熟人,语言不通。最苦恼的是,我发现台湾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不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当然难免要讨价还价,想不到他说:“你不要还价了,这可不是在你们中国。”我非常震惊。台湾被日本控制了五十一年,他们的皇民教育太深了。我对此估计不足,离心离德的,感觉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挨到1947年春天,形势稍微好一点了,我的病也稳定了,就离开了台湾。之后我便与姐姐一家断绝了往来,幸亏断绝了,否则以后我还不是现成的里通外国的间谍?他们后来一直在美国。去年我去美国,我们见了面,我回国一个月,她就去世了。

离开台湾后我首先回了岳阳老家,我另一个姐夫是湖南省十一中学的负责人,我就在那里教了一年书。我前后教过五六个中学,文科类的几乎都教过,语文、外语、历史、地理。

湖南和平解放后,1950年,当时有个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政治研究院,因为面临全国解放,缺少干部,招些中学生去学习三个月,就派出去代表共产党接收政权了。我想对新的政府有所了解,以便适应新社会,就去学习了半年,学马列理论,党的政策,进行思想改造吧。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

我愿意去北图的初衷,是在那里可以看很多书。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根本没法静下来看书,整天是运动,运动。在“三反”中我还被记过了,还有个人被开除了,很奇怪。因为“三反”是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要当官的才有可能的,我没官没职的,怎么也触上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道路”?反正这件事教育了我,以后说话做事要掌握分寸。

在北图待得不如意,我就想到学校去。1952年院系大调整,西安西北大学的历史系分出去师范学院了,就是现在的陕西师大,我就去工作了四年,但不是很舒畅,环境不适应。

1956年,我遇到了一次机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做了个十二年的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大扩军,今天的社科院当时也属中科院,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被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副所长,搞《中国思想通史》,我也参与撰稿。郭沫若是院长兼所长,本来要请陈寅恪的,可他在上海不肯来。

我是50年代在北京结的婚,对象是外文系的老同学曹美英,我开玩笑总叫她“帝国主义”,她年纪还比我大。

我是1956年底调来的,可是来了就不务正业。一来就赶上大鸣大放、1957年夏天的反右,然后是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最后是文革,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运动。历史所的不研究历史,就是不务正业,当时所有的人都在搞运动,都是不务正业。我在社科院三十年,真正搞业务的时间不到三年。当时我们都干了什么?查什么地震资料,编这里那里的地方志,还有就是干粗活,体力劳动。西直门的城墙就是我们历史所的人拆的,很可惜,八百年的帝都没有保留下来。香港到处是高楼是可以的,因为他们以前是荒岛。巴黎、维也纳就不行,他们的古堡、凡尔赛宫都保留得很好。

如果说跟业务相关的活,就是给你一个论点,一个结论,你从史实中找点儿能证明的例子。这不是研究,而是宣传工作。正常科研的结论应该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前提,但当时的情形是相反的。研究也不强调个人兴趣,只讲集体需要,要服从安排,满足组织的需要。那时候没办法。这样干扰学术的正常发展不好。到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现在的学术界也有问题。我曾跟北大一个中年教师说,他们赶上好时候了,没有政治上的强制任务,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做自己的事。结果他说,不行啊,他们也安不下心来做学问,因为“心理不平衡”。

1971年,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主要的罪状有两条,其中之一是“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怎么恶意攻击了呢?就是那时报上老登江青的照片,我在一次私人闲聊时,就说,她总是抛头露面的,这样不合适。就被告发了。

还有一个罪状,说起来是个笑话。50年代,罗素在西方宣传和平运动,就是反美国霸权。所以我们很喜欢,邀请他来中国,他也答应了。可他九十多岁了,身体不行了,没来成,只是把自己的《西方哲学史》送了一本给毛泽东。毛泽东把书交给下面的人,要他们翻译出来。那时的出版社出什么类的书,规定很严格的,所有的外文翻译都是商务的事。书交到商务印书馆,商务因为跟我合作过,又交给我,任务就是这样一层层派下去的。

我译了前面一部分,后面的也懒得搞了,就搁下了。这事儿到了文革,毛泽东思想工宣队,按说当然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可他们说罗素是资产阶级,我翻译他的书就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招魂”。没有毛泽东的命令,商务别说不敢翻译,也拿不到那个原版书啊。这不成了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毛泽东吗?

另外还有些小的罪状,比如我们以前中午都不回家,在单位吃饭。可食堂人太多,排队要二十多分钟,我为了省事,就自已带饭。可是带饭菜吧,凉了不好吃,所以我就带面包。其实我也不喜欢吃面包,但面包可以凉着吃。这就成了“崇洋媚外”。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布什父子俩来中国的时候,我们电视台报道说,他们很喜欢吃中国菜,那这对美国总统岂不是崇华媚夏?他们那时候有特殊的思路,和正常的不一样。没法说的。

我是1968年被揪出来的。不过我运气好,当时批斗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冲击不大。侯外庐就不行了,他是早一批被揪的,他压力大,瘫痪了。而且那一次的重点是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是“单干户”,不属于任何一派,他们对我比较松,没有关起来,而是派我负责送饭,还是有一点自由的。哈哈。

1985年清华成立思想文化研究所,我愿意回母校,就调来了,每年上一门课,1991年离休后又返聘了几年。

我有个看法,就是在治学方面,过去有一个缺点,不准发表不同的意见,搞一言堂。这不对,学术就必然有不同的见解。我来清华后,期末考试,教务处要我出题,我出了,他们又要我提供一份标准答案。我说没有,学生怎么发挥都行。他们说不行,必须有。我只好写了一个给他们,这是体制的问题,他们也没办法。其实以我为标准,是很荒唐了,这样学生就没有创造性了。

现在我的身体还可以,做过一个心脏病的小手术,就在我做手术的那一天,我的妻子去世了。这也许是解脱,她得了十年的老年痴呆症,不认得我。我以前还每天出去散散步,去年年底摔了一跤,骨折了。现在就不怎么出门了。

每天呢也还是看点书,好些杂志都给我寄,我也就翻翻,看着玩,是游戏。《读书》、《万象》、《博览群书》、《书城》等等。《读书》现在不如从前了,不如沈昌文那时候,现在太专了,我能看的只有一两篇,我觉得它定位不对,其实真正专业的文章人家又不在《读书》上发。《万象》的定位好像也有点偏,旧上海滩的太多了。今年我还给《万象》写过一两篇稿子,9期有一篇《有关张荫麟及其他》。还有别人送给我的书,我多少要翻一下的,就像我桌上的这个,《从历史看管理》。

我也会找些自己感兴趣的书来看,主要是关于文革的书,各种回忆文章。当然不是研究,算是猎奇吧,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文革,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段,就想了解一些真相。但现在正面研究的很少,我就看一点港台版的,包括一些地下流传的书,我也好奇翻翻。比如最近看到香港一本讲林彪的。当年《毛泽东选集》的再版前言就是林彪写的,我们都能背,每天早上都要背一遍的。有一天早上背了,上午突然通知到大食堂开会,军宣队的人上来就说“林贼叛国”。变化很快,当然我们也不意外,因为类似这样一夜之间从天掉到地的变化太多了,陈伯达、刘少奇、戚本禹,都是,所以不吃惊。可到了现在,我就想知道一点真相。猎奇而已。今年我印象最深的书,是章怡和在香港出版的《最后的贵族》,写得不错。周一良的书我也看过,还有些看法的。

我对现在的书最大的印象是,错字太多了,印得都那么漂亮,却错字。以前商务印书馆的书,没几个错字的,现在不同了。我的《上学记》错字就很多,每次别人找我要,我都要把错字都改了再送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现在校对工资不高,工作就没那么认真了?很可惜。

还有一个可惜:现在的旧书店少了。以前北京有很多旧书店,去逛逛,发现本老书,真是大乐趣。现在都卖新书了。我家离万圣书店不远,有时我会走过去看看书,还不错。但我买的不多,没地方放,家里的书还要清理了卖呢,没办法。

我现在最发愁的就是我的书,有精力的时候就清一清,卖掉,值得留的以后送给学校。研究嘛,还写点小打小闹的小文章,大东西是做不了了。正经的书我是不能看了的。我是搞思想史研究的,但现在不看正经的思想史了,更谈不上研究。这么多年,我没有成就,或许做了一点工作,大部分是任务,也有少数是自己感兴趣的,但谈不上成就。

人啊,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那十年,是思想定型的时候,以后可以有技术性的改变,但基本方向不会变了。语言习惯也是这样的。四五十岁以后就只能吃老本了,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和发展了。艺术更早些,十几岁就定了,有多大能耐都使到头了。

我们说活到老,学到老,但不能进步到老。人是有极限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报废的,比我年轻的那一代人基本上也是报废了的。报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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