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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武:近代中国“现代”概念之起源

2021-01-08 10:29 来源:华文好书 作者:黄克武 阅读

文 / 黄克武

在中国传统语汇中存有源于佛教经典的“现在”,却没有“现代”。在中文中“现代”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20世纪初期(如前所述1900年《清议报》之文章自日文引进此词),当时除了“现代”一词之外,人们还使用好几个类似词汇,来翻译英文的modern,如“摩登”“时髦”“近世”“近代”等,至1930年代以后,“现代”一语才变得比较普遍。

在1902年梁启超(1873—1929)的《新民说》中有一个运用此一词汇的例子,他说:“凡此皆现代各国之主动力也,而一皆自条顿人发之成之。是条顿人不啻 全世界动力之主人翁也。”

在梁任公其他的作品之中,“现代”一词出现得也不多,在1904年的《余之死生观》中有:“美国博士占士李者现代著名之哲学家也。”

这两个例子中的“现代”都指“目前这个时代”。相对来说,任公文字之中使用“近世”一词的例子要多得多。

在20世纪初期,梁任公是一个引领风骚的人物,许多新名词、新观念都是由他透过研读、吸收明治日本的著作而引介到中国。在梁任公著作之中“现代”一词之罕见,可以反映20世纪初年此一词汇尚不普遍,或者说modern和“现代”之间比较稳定的语词对应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当时与modern相关的字眼还有“摩登”“时髦”“近世”“近代”等,这些词汇有时各有独特的用法,有时则可相互替代。“摩登”“时髦”和流行风尚有关,“近世”“近代”“现代”则较常应用在讨论历史课题之上。

上述这些词汇的出现涉及近代中国两种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一是受到进化论影响,出现线性的、进步的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现代”意指此一发展的最新阶段;一是对于西方近代文明(尤其是近代国家)之特质的掌握,在此意义之下“现代”与“传统”,或者说西方的“现代”与西方的“中古”和中国的“传统”是相对的。

在中文之中,“传”与“统”两字连用在古代中国文献中是指血统、皇位的传承,到20世纪初期受到日语汉字的影响,才产生了与英文“tradition”一词对等的含义,泛指现代之前的状况,并认为社会转型即是一个社会由“传统”过渡到“现代”。

换言之,“传统”也是20世纪初年之后才有的词汇。1920年代五四运动之后,“传统”一词在报刊上才变得较为普遍(接着又有“反传统”的出现)。

以上两种有关现代的观念相互纠结,我们只能说它们着重不同的面向,前者(受进化论影响之时间观)偏向时间或阶段的描述,后者则是揭示(在西方已经出现,而在中国尚未完成的)社会与政治理想,然两者实难以截然划分。

这两种意义上的“现代”在近代中国的出现,都可以在梁任公的著作中找到端倪。有关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以及严复、梁启超居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有不少的研究,在此不必赘论。

在进化论的影响之下,中国思想界突破以往流行的一些历史观念,如循环论(如五行终始说)、退化观(如三代史观),再融入中国传统中阶段演进论(如公羊三世论),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线性发展、逐渐进步的过程。

例如,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把历史视为一个“潮流”,而认为只要跟着这一个潮流前进,就会达到最终的目的。这样的想法使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反省中国历史。

梁启超

梁启超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中,跟随着西方历史书写方式,将中国史区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此处之“近世”即是modern,亦即后来所通称的“现代”。任公有关中国近世史的叙述如下:

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

在上文中,任公认为中国的“近世”指的是一个新的历史处境。此一处境源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而导致政治形态的变化,亦即从君主专制逐步地转向“国民立宪政体”。

上述以政体转变作为“近世”之重要特征的想法,在1901年前后梁任公的著作中反复出现。在《清议报》上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梁任公所写的这一篇文章深受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1808—1881)国家学说的影响,将人类历史从中世到近世的变迁扣紧在国家思想的变化之上。

换言之,他认为在出现了现代国家(任公称为“完全国家”)与国家思想之后,人类历史才“翻开”新的一页,从中古迈向近世。梁任公区别三种不同的国家思想。一是欧洲旧思想,以“神”为国家之主体;一是中国旧思想,以“君主”为国家之主体;一是欧洲新思想,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体。

这样一来,欧洲新思想、新国家观念的出现是进入“近世”的关键。任公又说,此种思想的产生,根据“天演日进之公理”,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内界启牖之”。此一历史演进的方向,一方面是一个“不得不然”的趋势,另一方面也需要人们的努力,“讲求发明而提倡之”。

这样的想法和严复在《天演论》的译注中尝试结合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与赫胥黎(Thomas H. Huxley,1825—1895)的观念很类似,严复一方面看到“任天为治”之不可抗拒,另一方面又“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认识到“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的”。

这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成为梁任公作品(尤其是《新民说》)之中的核心概念,并在近代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伴随着此一观念的传播,出现了一种对中西文明之优劣的评估,认为西方历史发展是“正常的”,中国历史演变却是“病态的”,因此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以西方的新的现代文明彻底改造中国的旧传统。

这样一来,现代与传统为二元对立,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无不致力于以西方民主、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来改造中国的旧传统而再造一个新文明。

以上的思想观念不但透过知识分子的论述而流传,同时也影响到国家的教育体制。其中“中国近世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等课程大约在20世纪初期,逐渐成形,成为学校之中必须要教授的一门学科。

在晚清与民初,学人对于近代、近世之界定仍存着不同的视角,然大约在1920年代开始,随着罗家伦(1897—1969)、蒋廷黻(1895—1965),以及后来的郭廷以(1904—1975)等人在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学术、教育领域的专门学科,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以西力冲击与鸦片战争作为论述主轴的教学科目,取得了优势的地位。

换言之,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即以此一战争为核心,着重于铺陈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内部的情况,以及在此之后因不克求变,而惨遭外侮威逼的窘境。简单地说,中国近代史成为一部“国耻史”“国难史”。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近代”“近世”的观念随着历史课程,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观念,这时其所指涉者乃中西接触所导致的一个充满灾难的历史处境。

但这一课程不但要求学生认识国耻与国难,也尝试追究造成此一情境的原因。其中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说法是1930年代“近代化论述”的出现。

根据这个理论,鸦片战争代表了近代的西方文化战胜了中古的东方世界。因此近百年来中国人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即是“近代化”的问题。从1938年蒋廷黻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到1995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1997年谢晋所导演的《鸦片战争》都表达出类似的诠释架构。

在蒋廷黻的观念中“近代化”环绕着科学、机械与民族主义三者,他说:

近百年来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

郭廷以继承了上述蒋廷黻“近代化”的解释模式,他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化的延误》(1950)、《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1967)等文,即企图从历史演变中解释近代中国“何以落后”“何以过去数千年均能适应,而近百年不能”,这一个问题也成为他所开创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同人所关怀的核心课题(该所创于1955年),并影响到1970年代之后台湾历史研究的方向。

(本文节选自黄克武所著《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由壹卷·四川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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