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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疾病是文学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2019-08-27 10:4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主持语|

本期讨论疾病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虽然疾病之于文学,不论是作为表现对象还是内在驱力都已被学界反复言说过,但由于疾病的种类繁多,而且诱发作家灵感的方式也各自不同,因此就很难用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去探询其内在规律。科学如弗洛伊德主义者,也大抵是在作家的创作心理层面有所突破。至于作为方法的疾病,则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作为一位小说家,曹军庆对疾病的理解至为深刻。这么说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讨论了失明症的方法论价值,而且还提出了疾病书写的另一种方向:与意在疗救病苦的作品相比,作家也可以“像一个真正的病人那样如实‘陈述’自己或世界的病情与病因,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作家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他人或自我暗疾的释放和治愈。其实,后一种选择同样也具有深刻的写作‘良知’。”这当然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方法论,在叙事手段之外,疾病让作家独处一隅,不做史铁生所说的“天命教导员”,而只是以病患的身份,体察这个世界的病象与病因。推己及人处,自会升华文学的价值功能。

蔚蓝的文章,深入概括了疾病的内驱力问题。虽然疾病激发作家的灵感已成常识,但这种激发的后续效应,包括读者接受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却仍然值得追问。在她看来,“疾病会让人情愿或不情愿地沉淀下来……在灵魂深处产生哲思之光,在苦心孤诣中抵近文学的至高境界。”疾病当然令人痛苦,不过对作家而言,它却是一剂苦口的良药。

林翠云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那就是作为哮喘病患者的普鲁斯特,如何“从一个受疾病影响的气味‘过敏者’走向了一个气味舞台上的真正掌控者”。在这个过程里,疾病完成了一次从对象到方法的转换。哮喘病让普鲁斯特不去书写那种“平庸、懒惰、沾沾自喜的生活”,而是以此为方法,“嗅到”了这个世界复杂又不失隐秘的种种“气味”,对普鲁斯特来说,气味就是表象世界下幽暗领地里所发出的召唤——哮喘病也因此成为了一种馈赠。

——叶立文

疾病:文学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蔚 蓝

蔚蓝

蔚蓝,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批评专著《湖北当代长篇小说纵横论》《批评视域中的情思与识见》《邓一光论》等4部。发表学术论文及文学评论近三百篇。曾获屈原文艺创作奖、湖北文学奖、湖北文艺理论明星奖、《长江文艺》文学评论奖、《长江文艺评论》奖。

疾病是人类的一种日常处境,作为表现人学的文学,自然少不了对疾病的书写。疾病叙事在文学场域中的可见性呈现出多种情形,一是作家所面对的现实存在性的生存与生命的困境,即书写疾病,表现疾病与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情形则是写作者本身就是显在或潜在的带病者,因自身疾病的痛苦与生命压抑,而激发出一种创作能力。其复杂性在于疾病的性质往往造成了体验与表达上的差异,成就了其独特的文学表达。对疾病的对抗,以及对精神深层的痛苦与无奈的追问,成为作家的文学生命有异于他人的存在形式。疾病与文学,虽然是一个恒久的却新鲜度不高的话题,但观照疾病对作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考察疾病与文学经典生成之间的关联性,仍然具有探讨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文学接受过程中,读者有时既是一个阅读者,也是一个窥视者,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作家所描摹的世界,而且也会感知和察觉作家个体自我与生命的内在,其中也包括因疾病而产生的痛苦与压抑,这种痛苦既是身体的,也可能是心理的,尤其是后一种会显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若是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多数作家都是带“病”者,他们通常多愁善感,其中一部分属于从小羸弱多病的体质,对人对事比一般人敏感,更具文学气质。还有的本身属于心理带病者,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就认为作家是白日梦幻者,是些准精神病患者、受压抑者,他们通过写作宣泄而使自己找到一种与现实之间的协调。弗氏的诸多论述虽有些牵强,但也可以在中外作家那里找到大量的事实依据来加以印证。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欲望的表现,其动因和目的都很复杂,除却社会的和理性的因素外,实际上作家自身的焦虑、压抑、自虐、受虐、或是被性侵、伤害,还有童年经历和跌宕的命运,以及沉积在无意识中被压抑的种种欲望,都有可能成为驱动创作行为的一种动力。而且作家本身就是人群中追求个性自觉更强烈的一类人,他们个人化认知程度越高,孤独感、抑郁感也就越重,更易产生焦虑和压抑。有的作家自身是心理带病者却不自知,但他在作品中会不自觉地将这种无意识的冲动表现出来,典型的如卡夫卡的憎父又恋父,父亲赫尔曼幼年的痛苦经历和后来的军旅生活,使他性格暴烈又高傲,独断专行,对孩子总是斥骂甚至威胁,父亲成为卡夫卡一生的惊恐,这个在卡夫卡心中巨大的人,被视为审判他的最后法庭,成为影响卡夫卡整个人生及对婚姻态度的巨大阴影,在《变形记》《城堡》中能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压抑。毛姆被批评家认为是妄想狂的性格,以怀疑、恐惧、压抑感的眼光看待生活。在毛姆,还有川端康成身上很容易找到原生家庭和童年经历对他们一生所产生的影响。再来看中国作家,张爱玲写了各种有着变态心理的人物形象,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心经》中的许小寒、段绫卿。为何会有这一系列心理变态和趋恶的人物出现,尤其是对两性心理透彻地暗示描写和深刻揭示,与张爱玲成长的家庭有着直接的关系。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K》《好儿女花》中几乎都能看到原生家庭所镌刻的印记,贫穷、饥饿、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以及安全感缺失带给孩子的抹不去的心理暗影。现代作家郁达夫的“暴露癖”其实也是种心理疾病,这使他与日本的“私小说”一拍即合,多以“自叙传”的形式表现性的苦闷与压抑,这成就了他颓废灰暗的个性色调。还有萧红与白薇多病敏感的体质直接影响到她们作品的风格。在当代一些作家的作品中,也很容易发现一些微妙之处,比如特殊的记忆、情绪、想象、直觉等,在无意识中重复的一些人物特性、隐秘意象,如叶兆言在《蜜月阴影》等几部作品中写关于厕所、尿裤子、尿床,这是一般人不会去注意的题材,莫言在《金发婴儿》《丰乳肥臀》中大量描写乳房的怪异心理等。这种例证还可以找到许多,但探究起来会存在困难,一是需要有大量的实证,另外由于个体的千差万别,这种因人而异的特殊性,很难去进行类的划分并做出评论,而且窥视在世作家的隐秘心理也会有一定的现实障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疾病与文学关系密切,在文学、心理学、病理学、生命哲学、死亡哲学等关联范畴中,不仅可以在研究层面有更丰富、深入的理论探讨与言说,而且疾病对作家创作所体现出的显在或潜在的影响,也有不少值得延拓的话题。

疾病叙事在文学场域中的可见性一般会以几种情形呈现:

一将疾病作为一种表现对象

文学是人学,叙写疾病就成为一种必然,只是书写者的身份与角度造成了文本上的差异。

1、将疾病作为观照对象。医生出身的作家在书写疾病上是高手,毕淑敏的作品几乎都与疾病关联。作为双料的医生她是一个解剖者,擅长于从病理、心理上去剖析疾病。《血玲珑》《红处方》从非常专业的医学角度来进行有关戒毒和医学实验的叙事。《拯救乳房》《女心理师》则涉及到心理疾病层面的问题。也有的作家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表现疾病,如周芳的《重症监护室》,透过疾病来观察人性。还有的是介入体验者,因为病患是亲人,感受和表现的都是切身之痛,像普玄《疼痛吧指头》对患有自闭症的儿子的书写,周大新的《安魂》写了生脑瘤的独子的医治过程,对疾病的无奈和痛楚,读来真是痛彻心扉,令人落泪。

2、记录书写个人的患病经历。作家出版社刚出版的《活着》,作者是患了肺动脉高压症的媒体人吴梦,上海复旦大学女教师于娟在与乳腺癌的抗争中写了《生命日记》,大病切身反而使她们对人生有了更透彻的认识。作为切身体验者,这种疾病书写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

二用写作对抗疾病,补偿生命的缺失

一般身体有病的人都比较敏感,内心深处有超出常人的不安,对自身、对周遭环境乃至对所生存的时代的变动都会产生强烈反应。尤其是社会的歧视不公,还有对自我价值、对生命缺陷的痛苦与纠结,以及对个人生存以及前途命运的思考,都可能成为一种创作动力。

1、向社会证明自己与疾病和不幸抗争的勇气,获得平等对待以及实现自我价值。像失明失聪的海伦·凯勒写了影响世界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人生故事》,25岁就瘫痪了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创作了《暴风雨所诞生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高位截瘫的张海迪写了《轮椅上的梦》《生命的追问》《绝顶》,这些与疾病对抗的励志型作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鼓励人们去抗争疾病,就像《绝顶》中的肖顿河是否登上梅里“绝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登攀过程中所达到的新的人生境界。

2、生命补偿说。疾病作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所衍生出的焦恐心理,对个体在创造力与生命潜能方面的开掘有一定的作用,关涉着个体的自我实现。脑瘫的余秀华不甘做平庸的乡村农妇,她打破了看似命定的生存围栏,用诗歌创作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人生。患有先天性血友病的上海作家阮海彪写了《死是容易的》《欲是不灭的》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生存观,《遗产》以患有先天疾病的孩子视角讲述父亲坎坷的一生。他因疾病而写,为证明自己而写,用作品和获奖来补偿生命的缺陷。

三疾病作为独特的生命和心理体验,转化为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这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对疾病的抗争中,所产生的对生命和精神困境的无奈与残酷的痛苦追问,会转化为作家创作的强大的内驱力,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疾病与病态心理使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描写成为他人所难以企及的高峰。他擅长于心理剖析,揭示人物的内心分裂。妻子安娜曾在回忆录中透露,陀氏在癫痫病发作时,由病理导致的幻觉体验更能爆发出创作力,写出好的作品。在中国典型的当属史铁生,双腿瘫痪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令他无能为力,又患上严重的肾病,身体给了他太多的磨难,对身体的厌弃让他把关注点集中到人的精神之维,去聆听和跟随灵魂,以“务虚的方式”或是“心魂的方式”,写了《原罪·宿命》《务虚笔记》《病隙碎笔》《命若琴弦》等关乎人类精神境遇的作品。《我的丁一之旅》更是将肉体和灵魂做了分离,丁一是“我”在人世寄托的肉身,“我”要依托他的肉身去寻找夏娃,史铁生也现身在肉身的丁一与灵魂的“我”之间,进行着肉身和灵魂的冲突与对话。疾病让史铁生长于沉思与默想,他通过创作来疏解来自身体的压抑,并将这种压抑转移到文本表达中去,这也使他以其作品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

四疾病对文学经典的生成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疾病所产生的复杂多变的心理变因,会改变和重整看世界的视角,随疾病而至的压力也对作家寻求文学经典之路构成挑战。

1、疾病有时会有助于创作的提升。因为对抗疾病之道便是用另一种更强大的反向情绪来应对,以更大的勇气和毅力去抵抗身心的病痛,以更坚实的超越旁人的努力趋向目标。优秀的文学不会是轻松的写意之作,而是心灵与思想的升华之作,只有凝心聚力砥砺前行,才有可能攀至高峰。

2、疾病会让人产生对超越他人和超越自我的焦虑,提升对创作的期待,就如路遥不顾惜生命地去进行创作,将每次去桌前写《平凡的世界》都视为赴死,将生命能量发掘殆尽,这与他有家族肝病遗传也有一定的关系,让他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及必须成功的负重感。备受失眠折磨的川端康成也是写到了身体的极限。

3、疾病会让人情愿或不情愿地沉淀下来,避开尘世的浮躁,与步履匆忙的生活拉开距离,做到心无旁骛去自我沉思,并且更易从个人层面思及人类的生存与精神层面,这种沉淀与思考往往会在灵魂深处产生哲思之光,在苦心孤诣中抵近文学的至高境界。

来源:《长江文艺》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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