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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论赫胥黎:他是预言家,但他不是一个爱说教的人

2020-12-16 09:24 来源:新京报 作者:覃学岚 译 阅读

原文作者|以赛亚·伯林(覃学岚 译)

摘编|罗东

回到学生时代回忆赫胥黎:“他吸引了我们那代年轻人”

1920年代中后期,圣保罗学校八年级经典阅读和历史的中高级学习非常高端,但与学校的老师们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些老师可敬、多愁善感、缺乏想象力(只有一个例外—这位老师名气不大、性格怪僻,是利顿·斯特雷奇的同龄人和忠诚追随者)。虽然素养最好的老师推荐的是萧伯纳、威尔斯、切斯特顿、吉尔伯特·默雷、弗莱克、爱德华·托马斯、萨松和《伦敦信使报》,我们读的却是乔伊斯、弗班克、爱德华·卡彭特、温德姆·刘易斯、席勒的《逻辑》、霭理士、艾略特及其《标准》;还在阿瑟·考尔德—马歇尔的推动下,读了H. L. 门肯、卡尔·桑德堡、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他哥哥当时在美国,很喜欢这些人的作品;我们对谷克多、《过渡》、早期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和艺术家也感兴趣。我们瞧不上德斯蒙德·麦卡锡主编的《人生与文学》,认为它没劲而保守。解放了我们思想的主要是J. B. S. 霍尔丹、埃兹拉·庞德和奥尔德斯·赫胥黎。

阿道司·赫胥黎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年7月26日-1963年11月22日),也译作奥尔德斯·赫胥黎。本文使用的是后者。除了《美丽新世界》,赫胥黎也著有《铬黄》《男女滑稽圆舞》《光秃秃的树叶》《点对点》等。

我本人不能说被谁给解放了;如果说我当时身处各种束缚之中,那么我必定还是没有摆脱这些束缚。不过,正像以伏尔泰为首的文人拯救了18世纪众多受压迫的人一样,也正像此后拜伦、乔治·桑、易卜生和波德莱尔、尼采、王尔德和纪德,或许还有威尔斯或罗素所做过的那样,我们这代人也在那些关心自身时代各种核心问题的小说家、诗人和批评家的帮助之下找到了自我。比起敏感或独创天赋来,社会和道德勇气有时能产生更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我的一个同龄人,为人特别正直,智力超群,做事极富道德责任感,但由于社会地位不稳定,加上父亲又是个严守清教戒律的人,他在道德上曾一度受到束缚和扭曲,读了奥尔德斯·赫胥黎的作品,尤其是《各安其位》及一两个短篇小说后就解放了(就像其他人借助精神分析治疗,或者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又或者跟阿拉伯人在一起生活而获得了解放一样)。这些作品有如明灯,为他照亮了黑暗的地方,说出了说不得的话,细腻而又充分地描绘了私密的生理体验,过去哪怕是以最隐晦的方式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就会令他深感不安,有一种做了亏心事后的强烈愧疚感。从那一刻起,我的这位朋友思想上就进了一大步,并且成为我们那个时代最受人敬重也最富有成果的学人之一。

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他的《个人印象》记录了他熟悉的二十多位人物,包括温斯顿·丘吉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吉尼亚·伍尔夫、埃德蒙·威尔逊等。

然而,更吸引我们那代年轻人的并不是这种疗效,而是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老有人评论赫胥黎在塑造人物上的无能,但他属于屈指可数的那种作家,能把思想表演得那样酣畅淋漓,那样兴高采烈,技巧又是那样的精湛,结果把反应敏捷、已经看透了萧伯纳和切斯特顿的读者看得眼花缭乱,兴奋不已。这样的本事是在相对来说很少的质朴道德信条背景下演出的;这些道德信条虽然让技巧成就的辉煌给掩盖了,却实实在在地在那儿,明白易懂,就像一个单调、持久、连续的固定低音,徐徐地、咚咚不停地贯穿精巧的才华展示的全过程,在十七八岁的孩子们的心里产生了深刻影响—不管这些孩子可能天真地认为自己是多么复杂或者多么颓废,就绝大多数而言,他们都还是满腔热切,道德上也容易受到影响的。

我怀疑这种影响后来减弱了,因为这种固定低音—赫胥黎道德和精神哲学的简单重复的模式—在他后期小说里越来越挥之不去,毁掉了那振奋人心、欢快大胆、“现代”的新古典主义音乐的高音,而唯有糅进了这样的高音,他的小说才呈此等杰作。20世纪四五十年代那位严肃、高尚、慈悲、宽容的人赢得了普遍的尊敬与钦佩。但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影响—属于早期那个“愤世嫉俗”、否认上帝的赫胥黎,是家长和老师们害怕和不认可的东西,是可恶的虚无主义货色,而其中的一些情真意切、甜蜜伤感的段落,尤其是谈音乐的段落,却被那些自认为沉迷于离经叛道的战后时代最危险、最奇异恶习之一的年轻读者全盘接受,而且是欣然接受了。他曾经是我们年轻人心目中伟大的文化英雄之一。

比他的才华更吸引人的,是他极大的道德魅力

不是1935年,就是1936年,我在剑桥罗特希尔德勋爵—我和他共同的一个朋友—家里见到他时,原以为会让他给吓倒,而且可能还会遭到他毫不客气的冷落。没想到他非常客气,对在场的每个人都很宽厚。大家一起玩智力游戏,在我看来好像是这样,几乎每顿饭后都会玩;大家都喜欢展示自己的才智与知识。赫胥黎显然很喜欢这些活动,但他始终不与人争,与人为善,又清高不群。等到游戏终于结束时,他便会用他那始终不变的低沉、单调的语调谈论形形色色的人和五花八门的思想,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极远的角度,把他们当作奇怪但有趣的物种加以描述,说他们古怪吧,但又丝毫不比世界上的很多其他物种更古怪,他似乎是把这个世界当作某种博物馆或百科全书来看待的。

他说话平心静气、言恳意切让人可亲,而且非常直率。他的言谈中没有丝毫恶意,也极少有刻意的嘲弄,只有一些最温和、最无伤大雅、最无冒犯之意的调侃。他喜欢描绘预言家和秘法家,但哪怕是对他不大喜欢的凯泽林伯爵(德国社会哲学家。曾于辛亥革命结束后不久到访中国)、邬斯宾斯基(俄国数学家、哲学家)这样的人,他也给予了应得乃至高于应得的对待;就连对米德尔顿·默里,他也比在《各安其位》中的刻画要留情一些,郑重一些。赫胥黎侃侃而谈:他需要听众聚精会神和安静,但他并不孤芳自赏,也不盛气凌人,在座的每个人都会为他平静的魅力所折服,耀眼的光亮从空气中消失,每个人都变得冷静、肃穆、专注而又满足。

我所试图描绘的画面也许传递了这样一个意思:尽管赫胥黎有着种种高尚的品质,可他同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和才华横溢的作家一样,没准儿是一个乏味或爱说教的人。但从我仅有的几次跟他邂逅的情况来看,完全不是这样。他具有极大的道德魅力,为人也极其正直,正是这些罕见的品质(就如在其他方面迥然有别的G. E. 摩尔一样),而不是卓越的才华和独特的创造力,弥补且不止弥补了任何缺乏光彩的特质,以及他那四平八稳、毫无抑扬顿挫的话语中的某种平淡之感,我们都非常乐意且毕恭毕敬地洗耳恭听。

“20世纪人类的状况”是他晚年的首要思考主题

赫胥黎笔下的社会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毁之殆尽了,于是他似乎把自己兴趣的焦点从外部世界转向了人的内心生活。他研究这一切依然沿用了严谨的经验主义方法,直接涉及以口头和笔头形式记录下来的个人经历的事实。其研究方法中推测性和想象的成分只是在于:在他看来,人们往往把宝贵的人类经验的范围想象得过于狭隘;他所赞赏的那些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假说和思想,比起很多传统的生理学或心理学来,把通常称为奇异或超自然的现象阐释得更有道理,尽管他觉得它们似乎与不恰当的模式联系在了一起。他有一个目标,并为之倾注了心血。这个目标就是让他的读者(科学家和外行们)都认识到人为分开的领域之间迄今尚未充分研究和描述过的关系,如身体与心理、感官与精神、内在与外在等领域。

他后期的大多数作品——小说、散文、讲稿、论文——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从“人道主义者”这个被严重滥用的词最严格和最高尚的意义上讲,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18世纪的许多哲学家都把人类看作自然界的物体,他对这个意义上的作为自然之物的人类很感兴趣,而且和他们一样关心人类。

他对人类的希望寄托在自我认识的提高上:他担心人类会因为人口过多或暴力而毁掉自己;就此而言,只有更多的自我认识才能够拯救人类—而最重要的是,要对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紧密的相互作用,对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作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和宗教都轮番给过人们启迪,也让人们陷入过蒙昧。

对于凡是瞅见了一鳞半爪的真相,就想将其系统化的人,他都会持怀疑态度。只有神秘主义者和有预见力的人,也就是他认为特别敏感、有异禀或极幸运,靠专心致志的苦练可以培养和增强视力的人,才能得窥真相。他不承认有什么超自然的恩赐;他不是一个有神论者,更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信徒。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不管他的灵感是来自马尔萨斯主义的恐慌症,还是源自对强制和暴力的仇恨;不管是来自反对其所谓的盲目崇拜(盲目崇拜某单一价值或制度,而把其他的统统排斥在外,且超出理性的批评和讨论之外),还是源自印度教与佛教经典;不管是来自西方神秘主义者和像梅恩·德·比朗(法国哲学家)、卡夫卡、布洛赫那样有精神或心理洞察力的作家(赫胥黎还真是一个发现奇才的伯乐),还是源自作曲家、雕塑家、画家,又或是他熟读过其作品的各种语言的诗人——无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处于什么样的心情,始终都会回到在他晚年阶段占首要地位的唯一主题上来:20世纪人类的状况。

他就两个方面进行了反复的对比:一方面是人类创造出前所未闻的强大而美好的事物,过上美妙生活—开创一个比人类之前所见广阔得多、光明得多的未来—的新能力;另一方面是人类相互摧毁和全体灭绝的前景,导致这一前景的原因在于无知,而无知的结果便是沦为非理性偶像和毁灭性炽情的奴隶,原则上说,非理性偶像和毁灭性炽情是所有人都可以控制和引导的力量,有些个人实际上已经做到了。也许,从斯宾诺莎之后就没有人如此强烈、如此一贯,或如此完全地相信单是知识就能使人获得解放这一原则了,不仅仅是物理、历史、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知识,这位博闻强记的读者如此持之以恒地在恐惧与希望的交替中探索的,是一幅更为宽广的、把各种公开和隐秘力量都囊括进来的知识全景图。

“如果说他是一个预言家的话,那他可是真正的预言家”

他后期的作品、小说和短文(有时界限不太明确)在哪里都能受到“礼遇”;礼遇,却缺乏明显的热情。那些把他看作当代路西安或皮考克的人抱怨说,他早期作品中那机智、圆熟的技巧,对事实和思想的戏谑、讽刺的眼光全都不见了;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个忧郁、睿智的善人已不过是那位在英国文学史上赢得了确定地位的作者的高贵幻影。简言之,有人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在俗的布道者,如同其他诗人和预言家一样,已经被灵感所抛弃了,因而也和牛顿、罗伯特·欧文、华兹华斯和史文朋一样,到了最后已没有什么东西可说,可还是对越来越少的听众认真地、可敬地、喋喋不休地说那点儿了无新意的东西。但这些批评起码在一个最基本的方面都错了:如果说他是一个预言家的话,那他可是真正的预言家。

正如狄德罗的《达朗贝尔之梦》和《布干维尔游记补遗》(特别是前者)预见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生物学与心理学领域的许多发现,并对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重大进展进行了大胆推测,奥尔德斯·赫胥黎也以冷静的艺术家有时所特有的那种对未来轮廓的敏感度,站在我们自我认识的最前沿,并窥见了更远处。他作为一位先驱所预示的,无疑会成为20世纪及随后几个世纪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全新的心理物理学的创立,在目前尚无一个更好的术语,我们姑且称之为身心关系的这一领域的各种发现;在这一领域,当下对于神话和宗教仪式、对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心理根源、对语言学的生理和逻辑基础的关系,以及对超自然心理现象和通灵治疗之类的研究,不过是其刚刚起步,非常基础的阶段。

赫胥黎很清楚这一点。人们觉得,他知道自己站在日渐消逝的古老占星术和正在人类科学中萌芽的新天文学的交界线上;他也因此而频频受到指责,说他背叛了自己原来信奉的理性主义,偏向了一种混乱的神秘主义;说他为了逃避自身的种种个人痛苦,还有自己所处的那片苍凉的天地,可悲地陷入了非理性主义;还说他为了那让人听了很舒服的朦胧、肤浅、伪宗教思想的含糊其词,软弱地放弃了自己从前信奉的清楚、准确、实在有形。他怀着极其恬淡的心情,以极大的耐心承受了这些指责。他非常明白人们说的是什么,对于这些态度,他要是愿意的话,可以画出一幅惟妙惟肖的讽刺画,没人能比他画得更好。而他之所以我行我素,并不是因为他那曾经如宝石般的才华已经有些减弱了,而是因为他确信自己所选择的是一个将会取得最伟大的进步,也最能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领域。

“恢复人类与非人的自然界接触”

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什么别的也没说—至少是没公开地说,只谈了一点,就是对科学和生活所严格区分开的事物,有重新整合的必要性;也就是恢复人类与非人的自然界接触,找到良方矫正人类不平衡的发展倾向:过分偏重观察、批评、理论方面,远离了各种感官的和谐发展——“植物灵魂”——人与动植物所共有的东西。别人也谈过这个问题。现代反对异化的大声疾呼不仅源自缺乏社会和谐与共同目标,同样也源自人们意识到自己脱离了自然进程。但很显然,赫胥黎并不认为通过制度变革,不管是渐进的还是革命性的,就能修复这种结构;也不认为仅靠心理治疗就可以矫正,虽然他很重视心理治疗。他相信世界上有些区域,在土著人和非欧洲文化之中,那里存留了多种形式的生命,或者至少是还没有消失殆尽—对这样的生命的重新发现,因为是基于传统和经验的,会提供一条比议会法案、社会革命、机械发明,乃至他深信不疑的教育革新都要更近便,且更有把握的捷径。

在人类未来经验的光照下,也许有一天他说的很多话都会显得模糊或不真实。有很多也有可能被证明是虚妄或荒唐的,就像先驱们和那些有先知先觉的人中屡见不鲜的情况一样。但我必须承认,我认为他把自己出色的才智用在心理物理关系和精神(他更喜欢称为灵魂)因素控制这样的问题上是完全正确的,在这方面,他认为印度人,不论是古代印度人也好,还是现代印度人也罢,都走在了西方人的前头。

他所提出的种种警告,不管是在《美丽新世界》中(该书无疑是表达对纯粹科技进步的幻灭方面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是在其他小说和文章中,还有他所做出的种种预言,哪怕是最直截了当和最不艺术的,都足以创造出一种新的体裁,一个悲观的、令人害怕的乌托邦—对于一种观念所产生的意外结果的幻想,那种观念至今还依然被很多不加批评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抱有,用E.H.卡尔自鸣得意的话来说,一种对“进步”的“过时信仰”。这些小说快触到西方人当代的经验之骨(换了他,会说成腐烂之骨),因而造成了一种真正的不安。

他是一种根深蒂固而又泛滥成灾的顽疾的受害者,对于这样的顽疾,他准确无误地觉察到,很多当代处方都不管用,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因为它们太实用,因而也太过目光短浅了,或者说所用的概念对于人性,尤其是对于他所写的那些—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仍然隐藏于人性中而又被忽视的力量来说,太过肤浅、太过原始和短促、太过粗俗和无礼了。他对当代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大都存在的这一致命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他的作品中既没有连篇累牍的说教,也没有条分缕析的阐述。但他懂得人类过去需要什么,现在又需要什么,也预感到了,人类如果能生存下去,这种需求未来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变化。——对于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要是我看得对的话,他的那些就连他的仰慕者现在都纷纷摇头(有的是难过地,有的是自感优越地摇头)的作品—总有一天会得到公正评价的。

“他很喜欢别人告诉他事实,而不是想法和意见”

1961年在印度,我很高兴地遇到了他,他和我恰好是新德里召开的同一个会议的代表。他谈起了他经常谈的一个主题,诗人须是先知(vates) ——能洞察别人无法看到的东西的人,这是宣称诗人具备真正意义上的预言能力。在一个他的信仰让他与之产生种种特殊关系的国家,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极大尊敬。我们—赫胥黎、美国诗人路易斯·昂特迈耶和我——参加了一个招待会,有六七百名学生前来向他致敬并索要亲笔签名。他站在那里看着黑压压的人头,有些受宠若惊和难为情,全场鸦雀无声。一个语中带刺的小伙子打破沉寂,说了这样几句话:“在已故的甘地先生之后,泰姬陵无疑就是印度人民最宝贵的财富了。可是赫胥黎先生,您在大作《爱开玩笑的彼拉多》中,提到泰姬陵时语气何以如此轻蔑呢?先生,恕我冒昧地问一下,您是否还继续坚持这一不合宜的看法?”

“泰姬陵乃七大奇迹之一。我的向导对我打包票说它‘也许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建筑’。循着其建议,我们驱车前往,借着落日余晖,首次目睹了这座奇迹的尊容。大自然为泰姬陵竭尽了全力。西侧是恰如其分的红、橙、黄……大自然,我再说一遍,的确是尽了全力。不过尽管大自然使之生色了,却未能拔高人工的工艺。泰姬陵,即便是在夕阳下,即便有贮水池和河水中荡漾的倒影,即便是在凄婉的翠柏的衬托下—也令人失望……从建筑上说,泰姬陵最大的败笔就是它的那些个尖塔。立在泰姬陵所在的那个台子的四个角的那四个细尖细尖的塔,是人类树立过的最丑陋的构造。”

——《爱开玩笑的彼拉多》

赫胥黎听了感到有趣,同时又隐约有点不快。他说也许自己在说到泰姬陵时是太刻薄了一点,但他并没有存心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还说审美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领域,口味是没有标准尺度衡量的,然后他便渐渐地从这块危机四伏的是非之地抽身,回到了自己最关心的托尔斯泰主题—人类眼下所过的不自然的生活。不过,事后他对自己当初的说法会不会有失公允产生了怀疑,于是我们决定再去阿格拉一遭。我们是分头去的:他和妻子跟印度著名小说家穆尔克·拉吉·阿南德一道;我妻子和我是单独坐的一辆车。我们在阿格拉会合,然后一起前往阿克巴的死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赫胥黎很喜欢这座死城。他走路的步态有如梦游者般缓慢、稳健,还带点儿滑行的味道:他庄严而文雅的风度,既动人又非常令人开心。

在去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途中,他讲述了自己1920年代访问印度的情况,那一次他住在自己牛津的一个同学家里,现在他的这个同学已是印度上议院的议员,一位杰出人士了,这次也对他的到访表示了热烈欢迎。他描述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莫逖拉尔一番,说那是一个很讲究仪表和举止的人,衬衫都要送到巴黎去洗,属于那个富有、热衷权力的贵族集团,他们曾试图利用甘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却发现甘地智胜一筹,他们想利用这股伟大力量,或至少是利用甘地所掀起的那股民众情绪洪流的企图,最终证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到头来是甘地控制了他们,而不是像他们当初所希望的那样反过来。赫胥黎以一种善意的嘲讽、平稳的语调、缓慢从容而又极为有趣地描述了这些高贵、专制的婆罗门与甘地的关系。接着他又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为了摆脱那些让他活得很不安生的无聊家伙,而在加利福尼亚或印度耍过的各种花招和手段。他非常单纯、安详,跟他聊天一点也不费劲。几个星期前,他的房子和所有的书都被烧毁了,这件事好像一点也没有让他烦恼,也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已经知道自己患了致命的疾病。他抱怨过自己的视力差——这是他的老毛病了,却只字未提最后夺去了他生命的癌症。

当他终于再次看到泰姬陵时,他的心软了,认为它不像自己从前觉得的那么难看了,相反,除了那几座“烟囱”——尖塔—在他眼里依然是个错误之外,他认为它还真不失为一座值得称赞的建筑。那天晚上我们是在一起度过的,法国作家让·盖埃诺好像当时也跟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盖埃诺是一个忧郁和有趣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大可能—也不打算—让谁打起精神来。由于供电老是出问题,旅馆里灯光很暗。人们也许会认为,整个场合就算有格调,那也一定是极其沮丧和压抑的。但其实不然。赫胥黎率直、自然,而且不装腔作势,他说出来的话与众不同却又绝对真实可信。他浑身上下,方方面面都非常真诚而有趣,所以从头到尾都令人很开心,还让人,至少是让我,对他产生了持久的喜爱之情和近乎崇敬的尊敬。

赫胥黎在搜集各种事实上花了大量时间,他很喜欢别人告诉他事实,而不是想法和意见—因为想法和意见,他自己就可以形成。可尽管如此,跟一般人所以为的正好相反,他说起话来并不是像一本百科全书似的。也从来没显出那种对肉体享受的憎恶、清教徒倾向和禁欲主义者对肮脏细枝末节的执念,尽管这些在他的作品中偶有流露。他的言谈中也没有充斥着零零碎碎装点门面的抽象知识。他也从未摆出一个知道自己地位显赫的作家的派头。他彬彬有礼、严肃认真、充满魅力,而且他的言行举止具有一种与1920年代人们对他的普遍印象毫不相关的尊严和人性。他本人似乎比他的作品更有趣,尽管举止稳重,他的思想却似乎更直接、自然和打动人心,更具个性、更真实;相比之下,他的作品哪怕是在最佳状态,也有点机械和非原创感。但在我余生中,始终都会留在脑海里的记忆是,他是一个极其开明、善良、严谨的人,也是我能想象到的最与众不同的人之一。

本文经译林出版社授权节选自《个人印象》,标题由摘编者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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