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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四川美院77、78级群体艺术略论

2013-01-10 09:2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张强 阅读

  在文化心理体验与间离中彰显的生命意志
  ——四川美院77、78级群体艺术略论

  张强
  
  (一)
  
  通观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画坛,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从8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标识的绘画现象,进入到90年代——进入到21世纪,其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原初特征与最初冲动被逐渐被湮灭的过程。或者说,是现代主义的思潮将这些来自于区域文化的动力席卷而空?还是后现代多重标准,将其心灵的生命之本,连根拔起?更有在经济全球化中,文化后殖民语境下,被规定为“仰承的惶惑”?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滞后的恐慌与对现代概念追索,会成为双重的挟裹力量,从而画家原本的创作基础彻底“倾覆”。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倾覆”的不仅仅是绘画的语言基础、造型基础,还有由特定对象而生发的表现系统,以及当初使得其创作产生意义的文化背景。
  
  而这种转换有可能意味着一种自我的否决。而使得其特定的艺术状态,沦为当然的“区域性的风情”,也就是说,当初由伤痕到寻根的美术潮向中,所挟裹的有“湖北”、“湖南”“陕西”、“山东”等等,然而,当八五美术新潮秋风乍起的时候,似乎是带有进化论般的逻辑指认,“伤痕”、“寻根”被悬置在自我悲鸣、自我身份确证的初级文化层面与心理冲动之上。也就是说,当时代的进程似乎已经逾越了这些带有明确时段性的文化特征的时候,再把持原来的立场已经成为不合时宜。而在这种文化情境中,哲学的理念与文化的概念,便适时地成为艺术家新的身份证件,据此可以贯通艺术的各个环节。
  
  (二)
  
  但是,我们只要环顾一下周围,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四川美院77、78级所构成的美术群体,在经过了20年的斗转星移,其当初所昂扬的创作力量,对于社会文化的穿透力,以及有关视觉艺术命题的不断更新,无疑给我们留下坚实的印证。
  
  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群体的艺术,在今天还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能量和文化推进性呢?
  
  显然,“文化凭藉”带来的心理力量,以及将这种力量的来源,维系在生命层次之上,并且不断地发出新的追问,成为这个群体艺术之树常青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有意思的是,这个群体的画家,在其艺术进入最初的峰巅与荣耀之后,大多数都有迅速出国重新学习和考察的机缘。对于有过成功经历的人,出国后面临着世界性的绘画高峰,要么迷失自我,对于原来的成功羞惭不已;要么陷入一种民族主义的符号世界之中,将自我异化为“自残的谄媚者”。
  
  在这种情势之下,四川美院的77、78级画家们,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到创作的文化起点——自身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重新的自我拷问与重新的心理设置,而此时,他们已经在不自觉间有了一个“跨文化”的视角。并且在自己的艺术发育过程中,起到一种良佳的自省机缘。而这种“自省意识”的建立,又不是在盲目的自我否决之上,而是更加审慎地调整。
  
  在自闭的文化状态中,艺术的创作往往会陷入集体意志下的自我复制;而在完全的开放情况下,又往往会迷失本性——将花样翻新误会为创造的更迭。而真正的“跨文化”的意义在于,将“文化”视为人类共有的智慧,而能够理性地反观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的优长与劣短;“大文化”观照带来的既不是盲目的否决,也不是狂热的自我膨胀,而是设置在一种真实的文化关系之中。
  
  所谓“真实的文化关系”所要揭示与批判的就是“虚伪的建构”。即脱离了文化内在的真实逻辑与生命能量和智慧层次的感悟。
  
  (三)

  罗中立在完成了他的《父亲》之后,相继创作了《春天》、《丰收之后》之类带有明确叙事情节的作品,或者说,在相当一段时间中,《父亲》的光环逼视着罗中立,使得他的创作陷入到一个线性逻辑的线索之中,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复制。但是,在经过了跨文化的“反观”之后,他的作品从语言形态到审美指向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只要从生命层次上,关注一下他的创作逻辑,就可以发现,这种“变化的巨大”不过只是一种表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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