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南方来信 南方美术 南方文学 南方人物 南方评论 南方图库

南方美术

严培明:在卢浮宫“为蒙娜丽莎举办葬礼”的人

2012-09-30 04:16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刘莉芳 阅读

\

  他是第一个打开西方艺术圈和艺术市场的中国艺术家;是第一个活着在卢浮宫举办个展的艺术家;是继赵无极、陈箴之后,第三位作品被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的华裔艺术家。

  每天晚7点是尤伦斯当代艺术馆闭馆的时间。大展厅里震耳欲聋地响了一整天的鼓风机停了。34 幅被吹得呼啦啦飘扬的旗帜以及旗帜上34 张婴儿的脸也随着风力消失,瘫软下来,耷拉在旗杆上。仿佛大退潮,展厅尽头的灰色风景墙露了出来,那面墙上画着没有人烟的山头。远望去,旗杆如坟墓上的旗帜,遍插山地。

  展览有个冷静的名字《童年的风景》。早晨开馆,鼓风机发动起来,34 张婴儿的脸齐齐地向两侧飘扬。在风里,婴儿的嘴唇蠕动,五官变幻,有了生机。直至闭馆,生命凋谢,露出展厅的本来面目:一个尽是灰色的悲哀、安静的世界。

  在这场从生到死的生命旅程中,重点是生命的凋谢。死亡是艺术家严培明近年常用的题材。当他还是下河摸鱼的年纪时,就害怕死亡。害怕但不躲避。在一张自画像上,他画了自己上吊的一刹那,椅子没有踢掉,眼睛还在挣扎。

  2004 年,严培明的父亲去世。严培明的一位朋友在一个黄昏接到他的电话,严在电话里很淡然地说起自己父亲去世了。之后,这位朋友注意到,严培明创作了大量与死亡有关的作品。严培明说,父亲的去世刺激了他对死亡题材的创作。“当父母去世的时候,你会突然醒过来,意识到,快轮到你了。这是最痛苦的。父母在世的时候,你永远是小孩。当前面有人走掉了,你马上就取代了他的位置。我不怕死,我怕不能活,活着多好。”

  2005 年,严培明以父亲为题,在上海举办“献给我父亲,第戎-上海”大型个展。2008 年,他把父亲的肖像画带进卢浮宫。他一面开玩笑,“不装死,怎么进卢浮宫?”一面说,“我父亲是世界上最老实、最淳朴的人,他尽了一切努力养活我们。”

  严培明是上海人。1960 年出生在闸北区。父亲杀猪,母亲做工。家里只有18 平米。1979 年,严培明没有考上上海工艺美院,去法国投奔舅舅。舅舅只能教给他制包技术,他得自己打工,自己去叩开法国艺术殿堂的大门。

  一到法国,严培明就被直接拉去工厂干活。一两个月之后,他离开巴黎,来到小城第戎,并在第戎住了下来。之后的10 年里,严培明半工半读。1987年,他开始画大幅的毛泽东肖像。1991 年,他举办了自己的首次个展。严培明用毛泽东的肖像画叩开了西方艺术界的大门,接着,他画的李小龙肖像被挂在第戎火车站。他的作品开始出现在第戎街头。

  严培明说“我不是笨蛋”,他留意时事新闻,在全世界最热闹的国家美国,找到了不少好题材,用奥巴马、美元、骷髅、孩子的肖像画,拨弄西方受众的神经。

  他画了美国最大金融诈骗案的主角、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麦道夫的骗局涉案500 亿美元。这幅画在美国展出时,人们想拿番茄扔它,想撕掉它。他画了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年轻士兵,没有镜框,画直接钉在墙上,对面是一组新生的婴儿。如此生死对比,让人看得汗毛倒竖。他画美元,用自己的骷髅头代替了原来美元上的总统肖像。他画了震惊美国全国的兄弟杀人犯。

  尤伦斯馆长杰罗姆·桑斯称2009年是“严培明年”。在当下全球当代艺术集体沉沦的时候,严培明异军突起,在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俄亥俄州立美术馆先后举办个展。今年2 月11日,巴黎卢浮宫为严培明举办个展“蒙娜丽莎的葬礼”,展览持续至5 月26 日。严培明因此成为继毕加索之后,第二个在卢浮宫办个展的现代艺术家。2 月24 日,严培明获颁法国荣誉骑士勋章。

  尽管严培明本人并不愿意,但是艺术家走红的标志就是金钱。“2009 胡润艺术榜”的统计显示,中国前50 位上榜艺术家的总成交额在2008 年缩水25%,唯独严培明,作品总成交额却比前一年增长了103%。在佳士得和苏富比的拍卖会上,其作品单幅售价平均已高达50 万美元。

  桑斯和严培明有20 多年的交情。

  他邀请严培明在尤伦斯办展,把尤伦斯最大的展厅让严培明使用。这是严培明在北京举办的第一个个展,在国内举办的第三个个展。

  再见严培明是在上海莫干山路50号的咖啡厅里。他说自己是上个世纪的人,不会电脑,不会发短信,唯一一个会发的字就是“好”。在数个“好”之后,他坐在记者对面,点上一支雪茄。

  B=《外滩画报》

  Y= 严培明

  人活着要知道天高地厚

  B:4 年前,你在国内首次个展的序言上这么写:“我的标准是定在最顶峰的,受全世界公认,在全世界有影响的艺术家。我现在还没有进场踢球,还在坐冷板凳;我的路还没有开始,还在做准备工作。”现在你怎么看自己?成为主力了吗?

  Y:还早着呢。人活着要知道天高地厚。我才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过去,我坐在冷板凳上,现在偶尔从冷板凳上站起来,开始上场了。

  B:2008 年,你的作品总成交额比2007 年增长103%。你的作品卖得这么贵,你想到过吗?

  Y:我这个人从来没想过赚钱,没有追求过多少钱。我过着很简单的生活。能养活自己,我就很满足了。拍卖行跟我无关,这些东西都是二手市场。

  B:前两年中国当代艺术火得烫手,你的作品却卖不动。

  Y:那时我在中国没卖出过一幅作品。理由很简单,我签约的画廊面向美国、欧洲,没有在中国开发,中国人对我的作品还不了解。

  B:你怎么看待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火热和现在的低迷?

  Y:这是必然的,就像炒股票。艺术圈子的人把艺术市场搞得像股票市场一样,出现很多的冒险、虚荣和膨胀。艺术品不可能一直涨下去,要靠一定的时间和艺术地位积累。三四流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乱涨,不可能的嘛。

  B:你常年在国外,算是中国当代艺术圈外的人吗?

  Y:1990 年夏天,在法国南部办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展,才把我联系进来。当时有6 个艺术家参展:陈箴、蔡国强、谷文达、黄永、杨诘苍和我。现在这6 个人各走各的路,都很有名。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特喜欢黄永。他就是个艺术家,敢展示自己的东西。

  B:你怎么形容自己?

  Y:在心底里,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孤独不是痛苦,是一种幸福。我喜欢一个人在家里,听听音乐、看看书、想想问题。躺在床上就幸福了,还烦什么?

  我从来不会奉承自己

  B:1960 年,你出生在上海闸北区。童年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Y:我出生在工人家庭,排行老二。我从小喜欢画画,慢慢就养成了比较孤独的性格,喜欢一个人想问题。放暑假,我会去农村祖母那儿,在河里游泳、抓小鱼。我的童年比较单纯,很幸福。我不会说我的童年痛苦。现在的我比过去痛苦多了。

  童年最幸福。在童年,我归父母管。现在,我不但要管自己,还要管父母和小孩,上有老下有小。

  B:为什么你说现在比以前痛苦?

  Y:当你爬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为难—遇到新台阶,跌下来惨,爬上去累,但还是要爬啊。

  B:你多次提到命运。你怎么看待命运?

  Y:我这个人永远在逃避。我想,我碰到的困难,都是我的命运。这样想,我就舒服一点。我妈妈信佛,天天帮我祈祷。中国人讲“命不好”,这也是逃避的一种方法。其实我一辈子很幸运,碰到了很多好人。每当我不幸运的时候,我会把它化成幸运。

  B:你其实挺顺的,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中也没有磕碰。

  Y:当时,我在横沙岛学农,班主任带着我们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学工是在上海手风琴厂,每个小孩都有一个师傅。那段经历很好玩。

  “文革”时期,上海的学校上半天课,学生多,教室少。我们就有课余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喜欢画画就去画画,帮着出黑板报。这样,我就慢慢开始画画了。

  B:你年少时的理想职业是什么?

  Y:我的想法很简单,最想去电影院工作。电影院里要画广告、海报。这份工作太适合我了。其次想去街道附近画死人照片的店。他们给死人画画,把一张小小的一寸照片放大。这也是画画,很自由。我想这份工作也不错,只要有死人,我就有工作。现在,我把这两者混在一起,变成我活着的理由。

  B:我听说过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你在家里画画,画了两个礼拜。你的家人就站着吃饭,吃了两个礼拜。确有其事?

  Y:真的。我的家人很尊重我。只有我有这个特权。我从小就很懂事,父母从来没有为我担心过。我知道我父母的痛苦,也知道他们的能量。我不会对他们有很多要求。

  B:你家当年的面积多大?

  Y:18 平方,已经算大了,我很多同学的家更小。小时候永远没有自己的房间,永远处于集体生活。

  B:你的家境不富裕。你不上学,不做生意,只是画画。你的父母支持你吗?

  Y:他们是很普通的工人,不像现在的父母那么有功利心。他们从来不追求金钱,家里像养动物一样,给小孩饭吃,生活要求很低的。他们不懂艺术,可是知道我从事的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他们也不想我成为一个什么家,就是觉得你喜欢画画,就支持你。

  B:现在你家的面积多大?

  Y:差不多一两百个平米。

  B:出国几十年后回到上海,你对上海的变化有什么感触?

  Y:上海人最痛苦的就是房子。上海的变化就是从人均居住面积一两个平米到20 多平米的变化。现在,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人自私了,人情味比过去少多了。这就是社会变化,很难避免。

  B:你在2004 年画过外滩。那幅外滩似乎有疑惑,没有荣耀。

  Y:很多人会奉承,我从来不会奉承自己,永远有自我批评的意识,我不画美好的上海,表达美好的世界。我寻找的不是悲观,而是人的力量,自己的观点,对世界的责任。我是在搞艺术,不是在搞促销,也不是搞商品。

  我永远是中国人

  B:1980 年你离开上海,去法国。为什么?

  Y:因为没有考上上海工艺美院。去法国是为了读书。

  B:巴黎是艺术家的天堂。你初到巴黎,仅待了一两个月,就离开巴黎,去了小镇第戎,并在第戎待到现在。为什么?

  Y:巴黎有很多华人,小地方的圈子会更简单化,会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是一个很独立的艺术家,从来不赶时髦,不想成天在外面混。我严培明在“蒙娜丽莎的葬礼”上只想成为一个成熟、纯粹的艺术家。所以我离开巴黎,找个小地方,独立起来,认认真真地实现自己的想法。做艺术,不需要住在卢浮宫的旁边,只要有能力、有想法,时间会证明你。

  B:1981-1986 年,你在第戎国立美术学院求学。你说自己最幸福的日子就是这5 年?

  Y:我的大学生活是把握得比较好的,半工半读,各科成绩都不错。在那5 年里,我从少年步入成年,没有什么压力,很顺利。当时全校有200 多个学生,大家都知道我。

  B:你在学生时代、毕业之后总共洗了10 年盘子。你焦虑过吗?

  Y:从来没有。我洗过碗,扫过地,刷过厕所,擦过玻璃,卖过冰棍,在工厂里打过工。我知道,把盘子擦干净,让客人吃得好,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也从来不觉得苦。为什么你们都说洗碗苦?打工不痛苦。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那就是现实。世界上没有低人一等的职业,只有不同的职业。不能看不起看门人、洗车人,那也是一份工作。

  B:那时打工挣多少钱?

  Y:刚够养活自己,当时的需求也比较少,房租、吃饭,一点零用钱就足够了。颜料,我买的都是很简单的。

  B:你从1995 年起在法国第戎国立美术学院任教,你的学生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你会给他们什么?

  Y:我教了十多年的书。很多老师会给学生看到不好的一面,我给学生看到的全是我的希望,艺术家最美的地方。我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永远是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我鼓励学生去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不管成功与否,没关系。但是,艺术家多自由,做老师好像“蹲监狱”,还得担责任,和学生谈天。学生的素质不行就会说老师教得不好。最近几年,我退了,不做老师了。最近,巴黎美院又要我回去“坐牢”,我干嘛去啊?现在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很自由。我再也不想做老师了。

  B:你已加入法国国籍?

  Y:我拿了外国国籍,就自动放弃了中国国籍。我也没办法。我在国外,没人说我是法国人,我长得不像法国人,不染头发,也没有英文名字,大家都叫我“Ming”。我永远都是中国人,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就好像穿西装,不是穿上西装就会变成外国人的。护照在我口袋里,不给别人看,只给海关看的。

  父亲死去,儿子活着

  B:你为你父亲画了很多肖像画。画父亲时的感觉很特殊吧?

  Y:我在中学时就画过我父亲,当时没有别的模特。后来,我父亲来法国,和我生活在一起。他的年纪大了,身体不舒服。我就突然很害怕他死去。当然我知道终有那一天,所以我就开始画他的肖像。我画的是全世界小孩看待父亲的过程—小时候看到的父亲是那么伟大;后来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感到父亲是最卑鄙、最小气的;最后,父亲生病的时候,会看到父亲的可怜、病态。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