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我享受这种若即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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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后悔录》、《耳光响亮》；中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救命》《我们的父亲》等，多部作品改编为影视剧，部分作品翻译成法、韩、德、日、泰和希腊文出版或发表。曾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华语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奖，广西民族大学住校作家，八桂学者。 当我把《没有语言的生活》投进河池市的邮筒之后，就提着行李到南宁上班了。那是1995年3月上旬。 在新单位，我提心吊胆地等着小说的消息。一月后，编辑钟红明来了长途电话，说稿件她看了，也给李小林主编审了。小林主编说这是我目前写得最好的，但结尾部分需要微调。那时没电子版，稿件寄出之后，也没留复印。于是钟红明把小说后三页复印寄我。我把最后三页读了几遍，开始微调。改完稿，已是凌晨两点。当时的心境悲喜两重：悲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当王胜利主动选择沉默后，我脊背生风，甚至害怕半夜有鬼来袭；喜的是《收获》杂志的编辑如此认真，他们的善良足以驱逐后背的寒冷。 小说如石沉大海，每期目录上都没我的名字。等了七个月，终于在1996年第一期的《收获》上发表。正是因为小林主编把这个小说推到次年发表，才给我带来了好运气。1996下半年，《小说选刊》复刊，该刊选载的范围是本年度发表的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符合选载时限。1998年首届鲁迅文学奖评奖，该小说又正好在适合评奖的年份。设若这个小说不让我等待漫长的二百多天，那它就没了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前提条件。因此，我认定《收获》是一本能给我带来好运气的杂志，并相信只要小说被推迟发表就一定会有意外惊喜，这一秘密曾多次被证实。 1998年作家朱文发起“断裂问卷”，在问到对《收获》的印象时，我说它是“假想的至高点”。这个回答产生了严重的歧义。当时，我真是把《收获》当成至高点的，但这一至高点不是每个人都会举手同意，所以它是我的假想。因问卷涉及多本文学杂志，所以参与者把好些编辑部都给得罪了。个别牛市的杂志把参加者一一列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放言封杀。但《收获》没吭声，它睁只眼闭只眼非常大度地对待这个问题，并继续发表我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后悔录》。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青年们毫不客气地把编辑部当成自己的家，不仅要向它索取希望，而且还不时跟它来那么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丝毫不担心它会记仇。那时候到了外地，作家们找到文学杂志社，只要报上姓名，不管以前认不认识都会有一餐酒喝。只要有文学的共同爱好，多少缺点和毛病都可以原谅。正因为这种胸襟，真话才得以流行，文学因此而有福。 今天的《收获》已经被编辑们共同塑造出了鲜明的性格。它不趾高气扬，也不低三下四；它不拉帮结派，也不打文学的幌子来谋其它；它相对地保留了文学的正能量，尽可能地不抱偏见。平时它不跟你粘乎，但有了稿件就想和你谈谈。它是探索的，也是严谨的。它不拖欠稿费，也会把税单寄给作者。它尊重手稿，作品录入后就寄还。它一直遵守着与人为善的传统规则，不过于亲近也不过于疏远……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对创作实在是利好。 于《收获》杂志发表作品五年后，我才在一次会上见到责编钟红明，十六年后去上海参加文学活动，才有机会第一次踏进《收获》编辑部，见到了神交以久的程永新、王彪和叶开先生，而李小林和肖元敏主编至今还没福分见面。就像借用请客人的酒敬请客人一杯那样，今天我用他们的版面对他们说声“谢谢”。 2012.09.23 【本文撰写于2012年，收入《大家说收获》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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