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学者辞世与知识分子的诞生

来源：文学报
作者：李建军
2012-09-29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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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两位年高位尊的学者——一个是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一个是前北大副校长季羡林，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前后相距仅四个小时。两位老人历经“运动”的考验和“斗争”的折磨，犹能以望百的高龄寿终正寝，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任继愈先生是哲学家和宗教学家，季羡林先生是懂得梵文和巴利文的学者。退休以后，任先生选择了“出世”的态度——死守善道，甘于寂寞，据说有“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的“三不主义”，保持了“学者的纯粹”；季先生则显示了一种“入世”的姿态——据说担任了几十个学会的会长，主编了许许多多的丛书，出版了卷帙浩繁的著作，赢得了“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誉。任继愈先生只是埋头做学问，很少介入公共生活领域，很少直接表达自己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态度和看法；季羡林先生则不仅写出了《牛棚杂忆》，讲述了“文革”期间自己受迫害的真相，而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人类摆脱困境的出路，提供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就此而言，他已经显示出从“学者”身份向“知识分子”身份转化的迹象。

　　然而，季羡林先生终究是一个“学者”。知识分子是具有另外一种精神气质的人，必须按照另外一种方式生活和言说。富里迪说:“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启蒙传统的化身，始终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有着普适信念的知识分子常常质疑流行的习俗和假定，引起不安，因此他们常被视为不爱国的、世界主义的局外人”。从季羡林先生近些年的言论里，人们似乎很少看到他对“五四”的批判传统文化的“启蒙传统”的继承。比如他著名的“河东河西”说，就给人一种自说自话、盲目乐观的印象。他在《倡议编撰〈东方文化集成〉》中说:“我们相信主观能动性。我们想‘挽狂澜于既倒’，我们绝非徒托空言。”他对“东方文化”的作用和力量，充满高远的想象。在《西方不亮东方亮》一文中，他说:“我到了望九之年了，我现在感觉到其实用不着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例如像大家举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想法，这句话能办到，我看不仅中国大治，世界也大治，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证。”他在《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中，反对李慎之先生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种文化融合”的观点，坚持认为:“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这种简单化的判断和稍显自信的偏执，缺乏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批判精神，失去了最起码的现实感和世界视野，也是对“五四”启蒙传统的背离。

　　知识分子的职责与其说是给社会提供肯定的答案，毋宁说是向人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他们与其说是一群善于说“是”的人，毋宁说是一群勇于说“不”的人。然而，季羡林先生，正像邵燕祥在《新京报》上评价他时所说的那样:“晚年他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一些人对他有微辞。我觉得，这说明他有时对于一些要求不善于说‘不’，很多老人现在都有这些问题。”

　　对于前辈学者之死，我们固然应该表达自己的哀思，应该感念他们在文化上对我们的惠泽，但是，我们更应该反省，应该在他们止步的地方，寻求新一代知识分子前行的路途，从而把对他们的纪念，升华为迎接新知识分子诞生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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