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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新：作为同性恋之都的柏林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蔡天新
2012-09-2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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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千年的一个夏日，我从立陶宛的第二大城市考纳斯搭乘一辆欧洲快客，在黑夜中横穿了整个波兰。次日天蒙蒙亮时，进入到德国境内，一路颠簸的道路随即被一条宽敞、平坦的高速公路取代，半个小时以后，巴士抵达柏林的心脏——动物园车站。我在勃兰登堡门和东柏林的小旅舍之间徘徊了三天，随时可以听到生硬的德语发音，与圆润、悦耳的法语比较，更能感受到这种差别，幸好我刚去了粗犷的白俄大地。

    长期以来，欧洲存在着两股强大的势力，那便是西欧所代表的西方集团和俄罗斯所代表的东方集团，被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机器所统治，就好比它们所选择的铁轨的宽度，据说是为了避免交战时对方军队的长驱直入。德意志的崛起无疑多了一个缓冲地带，这个民族的个性正好介乎于两大集团之间，否则的话战争随时可能一触即发，如同拿破仑对俄罗斯的远征，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虽说19世纪初腓特烈·威廉大学成立以后，柏林便成为德意志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但是直到1871年日耳曼统一了整个德国并定都柏林（当时的首相是俾斯麦），这座城市的人口仍只有80多万。此后，它的居民急剧增加。1880年为120万，1890年为160万，1905年为200万，1925年为400万。从规模来说，已经超过罗马成为仅次于伦敦和巴黎的欧洲第三大城市。

    尽管如此，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柏林的物价只有巴黎或伦敦的四分之一。因此，当厌倦了莫斯科和彼德堡的生活以后，大批俄罗斯知识精英聚集在柏林，其中有些并非流亡者。在1922年这个对现代主义艺术来说至关重要的年份，居留在柏林的俄国诗人和作家就有高尔基、别雷、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阿·托尔斯泰以及纳博科夫，他们无需像T·S·艾略特那样规规矩矩地在伦敦做一名小职员。
  
    1928年，甚至连英国诗人奥登和小说家衣修伍德也慕名来到柏林并居住下来。这对著名的同性恋伴侣不久以前出现在纽约布朗公司出版的《情侣：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罗曼史》（Lovers : Great Romances of Our Time Through the Eyes of Legendary Writers）一书中，该书通过作家之手，刻画了上个世纪五十对最著名的情侣，包括肯尼迪和杰奎琳夫妇，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夫妇，等等。
   
    奥登和衣修伍德相识于伦敦的一所预科学校，他对衣修伍德可谓一见钟情，尤其迷恋那双“粗羊毛袜胡乱地套着的婴儿一般未成型的脚踝……”，而年轻的衣修伍德则仰慕奥登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才华。两人开始了性爱实验，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了解自我，另一方面也借此做出挑战与反叛的姿态。奥登后来写道：“如果没有冲破这些禁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究竟需要什么。”
  
    但他们的性爱关系并不符合常规模式，奥登的传记作家这样描绘：“奥登与衣修伍德开始做爱，但并非出于激情或冲动，而是作为了解对方、共享欢乐、舒解压力和寻求快活的手段。”很多人认为这种爱主要建立在对文学事业的共同追求上，在持续十五年的恋情中，他们相互勉励，写下了一部部惊世之作。衣修伍德的《柏林故事》等小说成为英美文学的经典，而奥登则挤身于世界伟大诗人之列。
   
    二战爆发前，奥登和衣修伍德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绕道上海去往美国。衣修伍德后来在加里福尼亚与年轻的画家大卫·霍克内（David Hockney）共谱恋曲，但很多朋友知道，他与奥登之间仍然心心相印，十分怀恋柏林度过的岁月，那里的同性恋夜生活令他陶醉。一些朋友回忆说，当奥登于1974年在维也纳——另一座德语城市——去世时，远隔重洋的衣修伍德闻讯“痛不欲生”。
今天，甚至受过几千年封建思想熏陶的中国人也承认同性恋不是性变态或其他疾病。人们一致认为，同性恋人群里受教育程度较高，这恐怕也是为何柏林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欧洲著名的同性恋城市的根本原因。在经历了漫长的冷战时期以后，柏林终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再次爆发出粉色的激情，甚至连现任的柏林市长也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
   
    就在我离开柏林之后不久的一个周末，一年一度的柏林同性恋大游行再度举行，不仅得到市政府的支持，铁路公司甚至提供了部分免费的交通手段。以德国人精明的商业头脑，除了文化背景以外，这里面存还在深刻的经济因素，以每人消费一百欧元为标准，来自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五十万游行者和上百万游客绝对是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更不要说电视转播和广告带来的巨额利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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