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恋桃花源》为何能突破戏剧的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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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恋桃花源》之所以能够突破戏剧艺术往往囿于小范围、小圈子的障碍，在于它在精湛的戏剧艺术之外，还恰当地引导着最普遍的社会情绪，让社会情绪在这里找到了释放
随着《暗恋桃花源》内地版上演，这部曾经在台湾大受欢迎的戏剧也受到了北京观众的热捧。《暗恋桃花源》是赖声川表演工作坊成立之后的第二部舞台剧。很快，继他们的创团戏《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几乎在一夜之间红遍台湾之后，继《那一夜》的CD与录音带的脱销、正版赶不上盗版的速度后，《暗恋桃花源》又一次突破了剧场的狭窄空间，成为当年台北大众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暗恋桃花源》之所以能够突破戏剧艺术往往囿于小范围、小圈子的障碍，在于它在精湛的戏剧艺术之外，还恰当地引导着最普遍的社会情绪，让社会情绪在这里找到了释放——谁说“净化”的功能就只有在希腊悲剧里才能找到呢？关键还是在创作者怎么理解这个功能吧。从《那一夜》起，赖声川的戏剧都是在“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寻找着平衡。戏剧艺术在这二者的平衡之间扩大了它的影响面。而那平衡的根底，也许就在于对社会情绪的把握，对更多数人关怀所在的捕捉，以及对普通人生活的体察，而后，再凝聚成一种雅俗共赏的美学。《暗恋桃花源》首演，是在1986年。当时的社会气氛十分微妙，许多人都会暗暗感知一个变化即将到来，却也浑然不知这个变化的明确所指。在这二者底下，涌动着的是台北都市的纷繁乱象。《暗恋桃花源》的灵感来自复杂的乱象，而它也准确地呼应着当时的社会氛围。 如今，距离两岸互相观望的日子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赖声川的相声剧《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也在北京、上海演出，甚至还在春节晚会上有过一个简短的版本。一时间赖声川也以他的睿智与宽厚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如今，赖声川只要一到北京或者上海，也一定是当地媒体文化版或娱乐版追逐的对象。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和赖声川一直强调的“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结合暗合，但，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如何结合？或者，戏剧如何面对更为广阔的大众？ 诚然，这里的复杂性一方面来自戏剧这种艺术类型本身的局限，但另一方面，却也是来自艺术家的追求。赖声川的剧场之所以能够在剧场的小群体与观众的大群体之间自由流动，一来自他常说的“关怀”二字：即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内心所应该具备的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一来自他本人作为剧场工作者对戏剧“社会论坛”这种功能的体察。当然，这种态度或者立场不是天然生就的，更不是没有变化的。最开始做《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时的赖声川，一样以为剧场是边缘，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关怀在无意中触到了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台湾人共同的关怀，于是，他们就“偶然”地从边缘走到中心，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而相声剧以及由他的学生冯翊刚等人创办的“相声瓦舍”的许多作品，至今也仍然是台湾跑长途的司机们出门最爱带的录音带。 在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中，赖声川看到的是艺术作用于社会的巨大能量，他一直很在意那个巨大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并不是爆发式的，而是由一个个细微的末节积攒起来的：在《暗恋桃花源》中，这个末节可能只是江滨柳最爱吟唱的《追寻》，可能只是老陶买回来的饼不像饼，拿来的刀不像刀。也因此，赖声川的“关怀”，总是从个人出发：他在讲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聆听个人的故事，体察个体的微妙感受；通过这些片段的情绪，展现的却是现代社会的某些症结。看上去，他只是触碰了一些与个人息息相关的细微末节，而其实，整个社会虽然盘根错节，但那些像原子一样细小的个体，却是它的根本，牵一发就能动全身，尽管碰到的只是神经末梢，却会让整个社会神经震颤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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