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删除风波 丁启阵:坚持自己对朱自清的认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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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金林则补充说明,朱自清的文章早在解放前就选入高小教材,受到教育家叶圣陶等人的推崇。在上世纪50年代曾因政治原因拿出了教材,后来又因多方呼声,重新选入教材。“大浪淘沙,大半个世纪以来,多少人被感动了,我们应该相信普通人的判断,这不是盲目,而是出自良心”。 而丁启阵对此的表态是:他同样尊重经典作品,但是他认为要改变对经典作品的认识态度和传播方式。“伟人之所以伟大,因为大多数人是跪着仰视他。经典不是不可质疑和颠覆的,文学批评应该平等地去看名家名作”。 “没有多少文学作品在审美和道德上永不过时。”他说,“教材容量有限,让更好的东西进来,让不够好的东西出来,这是很简单、很积极的态度。” “《背影》并非同时代写父子情最好的文章,我觉得汪曾祺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比《背影》要好得多。”丁启阵直言不讳。 关于教材中的经典作品取舍原则,选编者和教育学家却另有看法。 “改编需慎重,原则应是从宽不从紧。”杨九诠所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过基础教育教材,他认为,教材不是报刊杂志文摘,需要稳定性和经典。而“典范的东西大多不属于这个时代,包含着穿越时代的要素,不能因为不是这个时代的就抛弃。” “鲁迅的作品和思想是民族标杆式的。说他文字拗口就要删除,这是漂洗文化,很不对。” 杨九诠还举例说明:早期教材里的《荷塘月色》,曾把“刚出浴的美人”删掉过,这个大可不必,而古文《口技》中有夫妻做爱的声音,这对孩子来说,删除就比较合适。 “教材增减就和淘米一样,洗多了营养就没有了。审美应该有宽度和韧度。”他说。 针对删除风波,教育专家熊丙奇专门写过一篇《错乱的时空穿越,错乱的教育和学术》。 他认为,一些专家以现代进步观念要求当时文中的细节,这并不严谨。针对不同学科要有不同编辑思路,基础理论和人文修养更需要经典,而重视应用实践的学科,则需要时代感。 他还指出,社会风气相对浮躁,引导孩子认识经典关键在于教师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教材不可能涵盖所有内容,只可能是引导学生的基本东西,教师需要选择辅助教学资料。 “过分强调教材中的时代性未必是好事,这没有考虑到不同学科的属性。”熊丙奇反问。“有学生说过数理化没有时代感,可‘牛顿三大定律’怎么会有时代感呢?它依然很管用。” 教改争议求解 统计显示,全国有80多家出版社在出版教材,而在基础教育教材领域,人民教育出版社较为权威,占了一半的市场比例。 《法治周末》记者在人教社网站上看到了“我为人教版推荐新课文”这一征集活动。 “这是一次比较大的征集活动。”人民教育出版社宣传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教材改编通常随着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变更,修订周期通常是3至5年,5至6年。大的征集内容会包括是否删除经典名作,增加新的内容。 而根据学生和老师在使用中提出的意见,对标点符号和语句进行部分修改,每年都会进行。 关于教材修改的社会各方意见,将在每年秋季开学前,由统一的教材编委会收集与酌定。 据熊丙奇介绍,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有关于教材编写的争议,主要关于名家名篇,包括鲁迅的作品在内。第一次在推行素质教育阶段,对过分强调死记硬背的东西,整体教材有所摒弃,第二次是推行新课改之后,剔除哪些内容,增加哪些内容,争议比较多。 教材更改始终伴随着争议,问题何在? 熊丙奇说,首先因为言论日渐放开,包括丁启阵在内的各方专家,都可以通过私人或公开途径发表自己观点。意见如何不是重点。问题关键在于教材编写的程序本身。 “理想中的教材编写程序,是由多个专家编写,有多个视角,通过教材编写委员会,代表各方面专家,由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委员会进行对文章的把握。”他说,“教材出来后,由学校的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或其他可以代表教育者权力的独立机构,去挑选,使得教材有多个版本,教材有竞争,质量就会进一步提高。” 而现在,教材编写受行政因素影响,只派几个专家编写,在编辑过程中,其他专家和受教育者的使用意见也无法表达。事后又用行政权力要求学校使用。“教材中的确容易因此存在片面和主观的成分,也可能导致使用时问题的产生”。 北师大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学校一般没有权利自己决定使用哪个版本的教材,通常由省级教育部门决定,例如北京市教委根据统一决策,决定哪些区使用哪些版本的教材。 这或许是教材面临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排除一些人因此找出吸引公众眼球的事件,来引起对教材的关注”。不过丁启阵对此表示:相关言论与新一期的教材改编并无直接关系。 熊丙奇认为,教材选择的基本原则在于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是任何时期都不会过时的”。 丁启阵曾在国外多所高校任教,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国内统编教材容易出现言论一统天下、思想僵化的局面。在学习经典方面,鼓励向国外学习,在国内基础教育中引入类型学的方法,把国内的重要作家,例如鲁迅的作品,收入中学教材中进行专题研究。“西班牙有塞万提斯,英国有莎士比亚,德国有歌德,我们也需要用新的形式去理解本国的经典了”。 熊良柏也表示支持更宽容的文化氛围,“比如芙蓉姐姐入选《新概念英语》教材只是一个教材选取的角度,存在本身并无大碍,如果教师和学校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也可以自己决定是否选择使用这个教材”。 商金林说,自己并不是研究鲁迅的,但是对于时下动不动颠覆鲁迅,剔除经典的风气表示十分痛心。“我们的民族究竟还剩下哪些东西?现在什么都是外来的。要有更好的文学和教育,就应该更好地尊重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丁启阵:任何时期维护传统的力量都居多 《法治周末》:如何看待一篇文章引发如此的轩然大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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