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专访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林茶居 安琪
2012-11-19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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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最主要的是要让人觉得他有根”
　　
　　教师月刊：崔老师您很强调“力量”这个词，刚才您也说，您从土地那里，从万物生长那里获得了精神的力量，其实这里面呢，我觉得也有您自身的心灵能量在起作用。
　　
　　崔卫平：也许吧。我成长的关键期，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没有人管了，就整天在大街上，我真的是在大街上长大的，整天看大字报、看演出、看人家敲锣打鼓，然后就是爬树、游泳。
　　
　　教师月刊：在大街上长大？好像你在哪篇文章里面写过这句话。
　　
　　崔卫平：是的。如果说小时候浑浑噩噩对外部世界不关心，自己之外的一切很难引起你的兴趣，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把你抛到大街上了，反正大家觉得好玩，大家都觉得大街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这时候你会关心外部的世界。有一次跟小伙伴一块玩，看到大字报他说，这不是你爸吗，走资派。然后我就看到另一张大字报，我说那不是你爸吗，走资派。然后两个人灰溜溜回家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下次再上街，一点也不妨碍。
　　
　　教师月刊：能说说您的家庭吗？
　　
　　崔卫平：我生活在一个特别开明的家庭。我父亲是国家干部，当时的盐城地委秘书长，在他的身上有浓厚的中国士绅气息，他是做文字工作的，但是他个人兴趣在科学上。他买了一大堆土壤学的书，后来还自行研制太阳灶、沼气系统，都挺有名堂的。我父亲有一种能力，就是会让每一个孩子都觉得“父亲最喜欢我”。我母亲是一个性格比较自由的人，她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新四军闹革命了。她也没什么传统观念，说女孩子必须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还是比较自由的。
　　
　　教师月刊：您对您的孩子也是很开明的。
　　
　　崔卫平：我对我孩子的要求，就是我父亲对我的要求。我父亲对所有孩子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自食其力。
　　
　　教师月刊：从教育的角度看，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对孩子自主意识的唤醒和激励。这也让我想到，在这样一个充满民主诉求的时代，怎么培养公民的问题。不知崔老师您对于公民教育有没有什么思考？
　　
　　崔卫平：前天在家看今年第11期的《万象》杂志，其中有一篇介绍了一个瑞典诗人，他有几句诗我印象很深，大概意思是说，一个植物它需要通过根把自己维持住。这让我想到，教育最主要的是要让人觉得他有根，能够体验到自己的根基。每个人都有他的根基，有根基才有个人的自主性，才能慢慢强大。这是公民教育应该做的事情。我是这么看的。
　　
　　教师月刊：如果用公民和臣民这一对关系作为视角来看现在的中国教育，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崔卫平：我们中国是一个权力社会，好像就是权大压死人。可是在教育当中你不能把学生看成无权者，而把自己当作有权者。我觉得不能有这个误区。我记得好像在德国，孩子在上小学四年级以后，大家就得叫他先生。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了，他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主人了。你怎么可以把民族未来的主人当小奴隶？不能因为你是教师，就觉得有权利支配他，就对他采取一种居高临上的、呵斥的而不是平等的尊重的态度。
　　
　　教师月刊：可这恰恰就是现在中国教育的常态之一。
　　
　　崔卫平：对，中国教育不是独立的一个系统，它和整个社会是一致的。可是，教育面对的是国家、民族未来的主人，你不能把他当小奴隶，你让他写作业写到半夜12点然后早上6点再起来写，这种教育模式怎么可能教出主人公？要想做国家的主人首先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对他人负责首先要对自己负责。比如说吧，你之所以关心他人的疾苦，其中也因为你对自己的痛苦很敏感对不对？
　　
　　教师月刊：可是教师也有他的无奈，有时候他这样做是出于无奈，出于无助。
　　
　　崔卫平：你说得对。我自己也认识一些老师，他们有的还是我的长辈。我发现教师是特别孤独的一群人。第一，有的班级很大、孩子很多，对不对？不得了！你让他一个人去管，我觉得往那一站就没有力量了。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多么旺盛，他们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你怎么跟他们建立起连接？你板着脸让五六十个甚至上百个热闹的小生命听你的，可能吗？你根本弄不住他们，尤其是那些体力特别旺盛的、特别活跃的男孩子。我们家弄一个孩子都累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师和学生不成比例的问题。我觉得太困难了，每节课都很不容易上，局面不好控制。一旦教师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就会有恐惧感，担心出错，因为他管不过来。
　　
　　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社会价值的认可和支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教小孩不要撒谎，要诚实，可是整个社会流行的是相反的东西，是谎言得胜，不说谎都难；比如说我们教育孩子要节俭要朴素，教他所有的美德，可是这些在教室外面都不存在，或者说家长不支持，整个社会也不支持，孩子们读的报纸看的电视什么的都不支持，那怎么办？
　　
　　所以你说，教师怎么可能不孤独？他教给孩子的东西，没有人支持它，甚至整个社会都跟他教给孩子的那些准则相反，他怎么会不孤独？
　　
　　教师月刊：您是大学教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
　　
　　崔卫平：总体上我比较难过。这种难过也包括我对现在的孩子的一些感受。我现在教大一的孩子，我给他们上《艺术概论》，有的孩子一下课就很困惑，怎么没有作业？没有作业他们就不知该怎么办。还有那么多的课余时间，应该干什么？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不能够自由旋转形成自己的世界。如果有自己的世界他就会很忙，如果是被动地活着真的大半时间他会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教师月刊：这可能是基础教育问题在大学里面的某种反应。毕竟，上大学的孩子，他的整个价值观、生活观，在此前就有一个基本的模型了。
　　
　　崔卫平：你基础教育嘛，就是要为孩子们打好一个人生的基础，要教给孩子们那些人生中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道理，包括做人的道理，做事的准则，给他们一个底线，一份良知，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崔卫平，江苏盐城人，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1984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著有《带伤的黎明》、《看不见的声音》、《积极生活》、《正义之前》、《我们时代的叙事》、《思想与乡愁》等诗文集。翻译出版了《布拉格精神》、《哈维尔文集》、《通往公民社会》（合译）等多部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专著。当选《时代周报》“2010年度知识分子”。现为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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