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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不多的除“文革”时期之外中国一直介绍的西方作家——黄梅（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那时她获得诺贝尔奖我们也不会惊讶——陆建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她逃避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所有标签——姜红（北京外国语大学副研究员）
莱辛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公布，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在接受英国BBC记者采访时说：“多丽丝·莱辛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我的榜样。我无法像她那样大胆而肆意地写作，她的写作全无禁忌，这对于一个女性作家来说极不平凡。”
1993年5月，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偕丈夫和莱辛一起到中国访问，先后到访了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参与会见的社科院欧美文学学者黄梅找出当年的日记：“1993年5月6日，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携丈夫和莱辛来所座谈，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他们都很亲切，健谈。莱辛的面部表情尤为丰富，在常态下（不说话时）则显得严肃，一双深色眼睛直视，几乎有点严厉，很像她的照片。两位女作家发式服装均简朴，让人意外的是，莱辛手上有很多戒指，全是银白色的，镶有大小不等的各色石头。”
她说话相当小心，可能因为在中国说话有一些敏感，能感觉到她说话不是很放松。大家对她政治解读非常多，在这方面她其实非常敏感，因为她的经历很容易被政治化解读。当时我承担了莱辛作品的一部分研究任务，在阅读过程中熟悉了她，但心里还存着一些疑惑，可是她来得很匆忙，当时她给人的感觉，也不是能够随便去问。
渐渐地我对她有一些体会，实际上她的作品不能简单地用我们1950年代的译作来概述——比较激进或者比较如何如何。莱辛不易简单地被某种社会政治立场概述，也不易简单地被某种写作潮流概述，而且她自己好像也在避免被概述。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莱辛是一种文化现象，有点像桑塔格。不是说二者的文本或立场相似，而是说她们都是一种文化现象。桑塔格是纽约文化圈的某种代表人物，莱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特定领域中的标志性人物。我最早接触莱辛是在美国读书时，如果一位教授讲授女性文学，有几个基本点一定会提到，我们的书摘里一定会有伍尔夫，也一定会有莱辛的《金色笔记》。
中国在1950年代就介绍过莱辛，她被认为是左翼作家。译本是《野草在歌唱》，是她的早期作品，写非洲的。莱辛是为数不多的除“文革”时期之外中国一直在介绍的西方作家。
在我的印象里莱辛是很和气的老太太，不是太热情，但也不失友好。会见中她讲了英国当代小说创作，几位英国作家的状况，以及她本人创作的多样化。对英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莱辛都很关注。
我们请她吃饭，时间比较长，吃饭时谈论的话题比较多。我感觉德拉布尔说话更多一些，也许因为德拉布尔比莱辛年轻。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她是《牛津英国文学》主编。
我最早读到莱辛是在1970年代，读的是1950年代出版的译本。我估计莱辛被出版社选中，可能是因为她的左翼倾向。她来访时已经是很有成就的作家，如果那时她获得诺贝尔奖我们也不会惊讶。
当年莱辛到中国访问时为什么没动静？因为那时候对于外国作家来访，没有现在这么重视。现在我们会主动邀请媒体做一些宣传，那时脑子里好像没有这根弦。
莱辛作品的文本形式比较新异，与学院气特别重的作家不同，很多年轻的女孩子都爱看莱辛。但莱辛仍然不断挑战自我，年纪大了以后，她写了些我们会认为比较惊异的题材。她有些作品写了英国之外的生活，最终的关注点还是落在人性上。
1993年5月，莱辛随英国作家访华代表团来中国访问。7日下午，她与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等一行三人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与师生座谈。在两小时的座谈中，她集中谈论的话题就是作家的分类和标签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冲突——批评家倾向于给作家贴上各种标签，放进鸽笼式的分类架中，而作家则力图维护自己的创作个性和完整性。她说话的声音是柔和的，音量不大，可是话说得十分明确，毫不含糊。
莱辛1962年发表的《金色笔记》甚至被看作“女性主义案例讲义和圣经”。
1960年代是现代女权主义运动兴起的时代，而莱辛作品对女性问题的不懈关注、对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的着力刻画，使其成为这一时代潮流的先驱和推波助澜者。1968年，玛丽·埃尔曼发表《反思女性》，1970年，凯特·米利特发表《性政治》，女性主义开始进入学术领域，莱辛批评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的《女性想象》和伊莱恩·肖沃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这样的女性批评经典作品中都有对莱辛作品的深入讨论。与此同时，女性主义批评也逐渐成为莱辛批评的主流。
然而莱辛对于女性主义的态度却很复杂。在《金色笔记》1971年序言中，她谈到：一方面，她最不情愿做的就是“拒绝支持女性”，她赞成女权运动争取性别平等的目标，但她不认为这是唯一值得去争取的目标，甚至认为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世界正被我们正在经历的大变革撼动而进入新的格局：可能等到我们过了这一关——如果我们能过这一关，妇女解放的目标将会显得小巧古雅”。
莱辛其实不光是不愿意被贴上女性主义标签，她不喜欢任何标签。1980年代她曾经做过一个试验，连续以简·萨默斯为笔名发表两部小说作品，而后再宣布自己是真正的作者，目的就是要看作家的名字（标签）如何影响批评家和出版商的判断。这两部小说后来收入《简·萨默斯的日记》发表，在序言中她详细解释了“恶作剧”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逃避“种族主义”、“共产主义”、“女性主义”、“神秘主义”等挨个尾随着她的标签。
■她们说她
赵玫：我们没有货真价实的女性主义
知道多丽丝·莱辛，不记得具体时间了，但总之很早就知道她。读莱辛的时候我立刻就联想到了波伏瓦。今天想起来，为什么法国的那么多非凡的女作家诸如波伏瓦、诸如尤瑟纳尔、诸如杜拉斯却不能得奖呢？或许当时优秀的男作家太多了，奖都被他们拿走了。
后来看莱辛的生平，发现她是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她也像杜拉斯一样有过加入共产党的经历。在西方，左翼也被看成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她还有伊朗的、津巴布韦的以至英国的多重文化背景。这对于成为一个世界性作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觉得思想对一个作家来说非常重要，甚至超越了那种天才的文学感受力以及遣词造句的文字表达能力。我想不仅对莱辛来说，对很多职业作家都是如此。我认为女性主义的体验不单纯在于作家的性别，或者主人公的性别。那是渗透在作家作品中的一种本能的体现，莱辛也是如此。目前中国显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写作，因为我们尚不拥有货真价实的女性主义思想。
虹影：她就像街上的普通妇女
1998年，我在伦敦的一个文学聚会上见到过莱辛。莱辛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普通、很矮小的英国妇女，跟街上的普通妇女没有任何区别。
很多作家都很矜持，而莱辛据说很孤僻。很多世界著名的作家其实都普通，我在伦敦见过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她的写作那么有力量，她人却非常矮小。我也见过《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他人很好，热情得像个孩子。我跟戈迪默和约瑟夫·海勒有过对话，跟莱辛没有，可能是双方都没有交往的愿望吧。
1980年代初期，我读到《金色笔记》。小说看似“乱”，却乱得有艺术，有结构，读得爱不释手。“两个女人独自住在伦敦一座公寓里。”这个形象一直在我心里，成了一个梦，或许有一日也成为她笔下的自由女性，住在伦敦，体验那个崭新世界的一切。
在英国做新书宣传时，当记者问到我读过哪些英国女作家的书，我提到多丽丝·莱辛，因为她的作品虽受欢迎，但属于严肃文学，有一次我见过新开的书店里，挂着她和乔伊斯、王尔德、叶芝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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