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专访十卷中国文学史主编顾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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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中国将举办“德国在中国”大型活动，前不久中国又成为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这些活动无疑将对德中文化交流起到推动作用。在此背景下，德国之声记者专访了德中文化交流权威人物——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主编、波恩大学汊学系主任顾彬教授。 记者：您编撰的10卷“中国文学史”堪称世上唯一一部具有通史意义的中国文学史。请问，具有通史意义意味着什么?它与中国自己出版的文学史又有什么不同? 顾彬：由我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是不是目前世界大规模的，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本人估计是这样的。我们一共编写10卷。我们的文学史与其它中国文学史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把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分得很清楚。我们关非根据朝代来编写中国文学史，而是根据体裁进行划分。 记者：也就是说，由您负责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从体裁划分角度来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顾彬：按照体裁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方法只有我们一家。 记者：您不看好中国当代文学，所谓的“顾彬事件”曾在中国文学界和媒体引起不小的反响。您认为，中国文坛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 顾彬：中国需要敢于公于讲话的人。德国作家如果认为德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存有问题的话，他们就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的人在中国，从古代到20世纪中期都有不少，但现在没有。这跟20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敢精神严重受挫。 记者：中国将成为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主宾国。您认为，中国应将怎样的图书介绍给世界读者? 顾彬：中国文学在德国没有什么地位，这跟中国1992年以后的社会发有密切的关系。因为1992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热衷于赚钱。他们觉得钱比思想，比灵魂更为重要。所以可以说，在1992年以前，不少中国人喜欢思考，但在1993年以后，很少有人会对社会、国家进行思考。人们生活的目的大多是多赚钱，少思考。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最近掀起的“于丹热”以及“戏说”经楼梦等经典作品的现象。您认为，这种做法会被德国人接受吗? 顾彬：德国可能没有于丹之类的人，也没有“戏说”经典的现象。文学不应该变成娱乐品。文学作品不一定要给读者带来娱乐。一个作家应该是寂寞的，如果他无法忍受寂寞的话，那么他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气氛，作家也能忍受寂寞。但1990年代以后，就很少能碰到这样的情况了。比如我2000年在上海教书时发现，我在上海的所有朋友都忙着赚钱。上课时，我还发现不少学生在睡觉，因为他们夜里忙着赚钱。 记者：您一再强调如果以世界标准衡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您感到非常不满意，那么您所说的世界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标准? 顾彬：不少中国作家是业余作家，他们没有把写作当成一种工作或一个专业。他们随便写。不少中国作家3月个内就能写完一部小说。你不妨问一位德国的中等作家，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一部小说的创作。虽然他从早到晚忙于写作，但一年之内也就能写完100页，因为他需要不断地修改。这说明，德国作家，无论是名国家，还是中等作家，他们都对语言水平有一定的要求。但中国作家中除了少数诗人之外大多觉得语言只是工具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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