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生态:从汪曾祺和钱锺书杨绛夫妇谈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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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给人的感觉，是作者谈人叙事，分寸都拿捏得极到位，该对谁狠，对谁柔，可谓心如明镜，丝毫不爽，让人感慨于姜还是老的辣。与对江青的鄙夷不屑、凛然相向的态度形成鲜明比照的，是作者对当时的文化界领导人胡乔木同志的称美。谈到乔木同志，书中写道:“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锺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我们受到(乔木)庇护，心上感激。但是锺书所能报答的，只不过为他修润几个文字而已。锺书感到惭愧。”(均见《我们仨》158页)书中写到胡乔木“突然袭击”式地任命钱锺书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锺书没什么说的，只好看老同学面上不再推辞。回家苦着脸对我诉说，我也只好笑他‘这番捉将官里去也’。”接下来杨绛又写道:“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锺书的某人开个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均见《我们仨》160、161页)一小段文字，发散出的是世故老人以退为进的柔术。 不管怎么说，从《我们仨》，确可见出钱氏夫妇书生其表，骨子里实为洞察大势的圆通人。同样受到“国母”礼遇的汪曾祺就傻得多了，可叹他全无先知先觉未雨绸缪之能，整个儿把自己裸裎于众目睽睽之下，主动授人以柄。这种处世之道，也许最为切合中国文人的传统生态了:想想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莫不才华惊世而性情趋于佻达褊躁、飞扬直露，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又怎会太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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