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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昌耀的悲剧(2)

  虽然评论家们热衷于谈论昌耀先生因诗遭逢的“灾难”和由于太多而让人难堪的“潸然泪下”,但用苦难和泪水是不能塑造一个和但丁、歌德、梵高、屈原或者艾青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所以, 在急于为昌耀先生排定名分的日子里,阅读昌耀先生的作品,全面了解他的生活便成为当务之急,成为最有益、最关键的工作。我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既没有缘分在昌耀身边读大学,沾染他的少许灵光,也未曾拜这位先生为“师傅”,得过他的真传;既没有昌耀先生“向我托付后事”带来的责任感,也没有为《星星》这样著名的诗刊写过专稿,也没有写过先锋诗歌发展流变的“简史”,自然而然,我就没有理由愚蠢地“自认为我也由此获得了对中国新诗浩瀚的诗人星群分捡指认的资格”;所以我得事先声明并请求人们,尤其是昌耀先生的徒弟、信徒、学生、朋友和专门研究家的原谅:我对昌耀先生作品的阅读和评论,既不是“雅”,也不是“颂”,而纯粹是个人化的感想,或许有点类似于“风”,或许干脆就是无知妄说。

  生于1936年的昌耀先生14岁参加了军队,20岁自愿到青海,21岁被流放,年过不惑返城。返城即进入创作的黄金时期。许多资料已经表明:他没有机会接受创作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系统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当然,作为一位自在的乡村歌手,他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作指导,他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他在创作的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自由,他也必是看到了这种自由。当他因自身条件所限,在诗歌的深邃和广博两方面无所作为时,他希望用才情和一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来弥补缺陷。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聪明的人们都会这样做。无庸讳言,昌耀先生是有才具和激情的,但这才具和激情不足以使之实现艺术上的自我观照,自我更新。一个很重要的佐证是他选择的语言方式不是因为具有创造性而独特,而是因为它在过时之后还能被如此“隆重推出”而显得扎眼。而且让人遗憾的是:昌耀先生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时间里,就用这种佶屈聱牙的腔调歌唱。昌耀先生选择的语言形式最主要的特征是重新组装和启用了一大批早被淘汰的文言词汇,我说“组装”和“启用”,而不说创造,一是先生的方法,中国古已有之,徐珂的《清稗类钞》写道:“且我国文人好用古字,故每为文,尝搜罗古书中之僻字而用,以为矜奇”;二是昌耀先生的某些组装,是否合乎汉语语法,值得商榷,因为牵扯语法分析,这当是另一个问题,在此恕不举例。这些词汇“险僻古奥”的性质使得当代汉语诗歌的面貌在昌耀先生笔下为之改变,仿佛一个穿着皮尔·卡丹,唱着“狂野西部”却裹着中国式小脚的怪物。诚然,当年骆一禾先生论证过这种“极为显著的古语特征”,他断言:“昌耀的这种语言取向,在中国新诗里与其他类似现象有着质的不同”,这些古语词汇的“作用在于使整个语境不断挑亮人们眼睛的奇突功能”。这真是让我们见识了文学批评中的“双重标准”,既然是“类似现象”,怎么又有“质的不同”,同样一个文白夹杂、拗口难读,出现在别的作家那里就是食古不化或故作高深,就是风格不好,需要纠正,但当此现象出现在昌耀先生的诗里,就是灯光,就是闪电,就是“挑亮人们眼光的银针,就是擦亮人们眸子的抹布”。若有读者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就是自己无知和个人的偏见所致。所以就出现了当下的情景:即使病句连篇,也要“解读”一番昌耀先生的《慈航》;即使一个文盲只要想在诗坛厮混,就要在《命运之书》面前双眼发光!实话说,人们都应该明白:用古汉语词汇开创一种新的文学语言风范的努力注定要停留在设想、至多是实验阶段,因为它已经有过许多登峰造极的成就并成功地脱胎出更适合此时此地此人的现代汉语。今天的人们更习惯更喜欢现代汉语,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即使评论家的抹布擦破了人们的眼珠也无济于事。文学,尤其是诗歌高高在上、选择读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我们在这里谈论了词汇,对于诗歌来说,谈论词汇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词汇决定了诗歌,巴列霍说过:“诗是由词汇构成的作品。”

  在古语特征而外,昌耀先生诗歌还表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对修饰语的偏爱,在不少的作品中,词语的罗列堆砌有时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句子内部横生的枝蔓在破坏了诗歌应有的速度和节奏的同时,消除了词语和词语之间的张力。作为一位再造了一座青藏高原的“大诗人”,在以青藏高原风物为资源的诗中,不包含藏族的简练,蒙族的奔放,不可谓不是一个缺憾。在高原上,我们听那些藏族歌手歌唱,他们总是从忧伤的最低音开始,经过几个有力而婉转的回旋,迅速到达最高处,正要炫耀却戛然而止,短促的歌唱里包含了天生的节制和从容。当然也有华丽的部分,但那是歌喉本身带来的魅力,歌词和旋律永远是质朴的。昌耀先生熟悉千里草原,也许他还熟悉众多的歌手,这一切应该在他的视野之内。罗慕洛·加列戈斯曾经说:“诗歌在大草原上。你注视着草原,草原就会把诗歌告诉你。”但昌耀先生显然没有这种正确的感觉,他希望在修辞书里给他的人之常情找到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于是,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神曲》”的作品《慈航》里,他写了这样笨拙的诗句:

    九十九头牦牛以精确的等距
    缓步横贯茸茸的山阜
    如同一列游走的
    堠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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