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陷入修养危机与人格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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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晰地记得去年目睹的一件事——某文坛新贵为数十人的文学爱好者讲课。我也是数十人中的一员,聆听了此公的高谈阔论,获益匪浅。课间休息时,十几位同学蜂拥而至,欲与文坛新贵合影留念。开始,此公洋洋自得地与几位同学合影了,少顷,又如同娱乐圈中人,不耐烦地推开其他人,走向了远处。恰逢一位同学迎面而来,忙说:“能与您合影吗?”此公回答:“没有时间。”旋拂袖而去。 我依旧记得今年对一位作家的采访。为进行文学社会学的调查,我采访了这位“名闻遐迩”的作家。当我问及此公对当代其他作家的印象时,他一脸不屑地说,当代没有作家。听话听音,此公认为当代没有作家,其实是在告诉我,他自己才是真正的作家。 不久,与几位作家清谈,言及起于墨西哥的猪流感和生存环境的恶化,这几位炙手可热的文坛知名人士均表示,作家不需要关注这样的事情,把文章写好就行了,把文章卖出去就好了。 人人都是主人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尊重任何人的合法选择。对平民的厌恶,对同道的轻蔑,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似乎不关涉作家的职业道德,甚至也不影响作家们的合理存在。重要性在于,以上列举的一些作家的言行,恰恰证明了当代作家的修养危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困境。 我一而再地强调作家的知识分子角色,在于我对清末民初一些文人的敬重。康有为的文章可圈可点,此外,康氏亦是知行合一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广州办万木草堂,办学宗旨明确了对平民学子生存际遇的关心。凡平民学子入学,一律免除学费。笔者两度造访万木草堂,曾写《寻访万木草堂》一文记之,表达了对康有为人格伦理和教育思想的尊敬。章士钊在文革初期,致信毛泽东,反对打倒刘少奇。强烈的民族忧患,使他没有回避政治风险,毅然决然地坚持了真理。章士钊的学生高二适亦然,在“兰亭论辩”的学术交锋中,他清楚此中蕴含的政治悲情,大胆质疑郭沫若,使我们在阴霾密布的天空中看到了真理的曙光。 我们一直把康有为、章士钊、高二适看成我们骄傲的前辈,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他们大义凛然的精神操守,洞穿世事的锋利目光,堪比磐石的高贵人格。 难能可贵的是,我们没有忽视他们的存在。对康有为思想的研究,对其文章的探析,一直是当代学术界的热点。章士钊的政治身份,遮蔽了他作为作家的光辉。相比较而言,因文化界、学术界、书法界对“兰亭论辩”的集体缅怀,高二适的形象被逐渐放大,终成一代文化偶像。有趣的是,“兰亭论辩”中章士钊所起到的积极效应,屡被提及,使我们了解到章士钊伟岸的人格。 知识分子需要任重道远的弘毅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对弱者的关心,对环境的关爱,对强权的反抗,对梦想的渴望,对生命的精神救赎…… 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当下的表现却不尽人意。有可能是,某些作家过于沉湎于技术而忽视了道义,过分看重市场而忘记了责任,过于追求功利而遗忘了理想,其结果自然是人格萎顿,急功近利,本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生命,遗憾地异化成了“单向度的人”。于是,此文开篇部分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里就“合情合理”地出现了。 这绝对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依笔者来看,我所见到的几位作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迷失了选择的方向,甚至迷失一名艺术家或一名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我为当下知识分子寻求经济强大的行为鼓噪了多年,我至今相信,经济独立对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将起到何种作用。我反对的是,消费主义思潮下的拜金倾向和膜拜权贵的媚俗意识。两者无疑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精神肿瘤,是我们走向现代化中国的精神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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