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梁启超：醒悟到严复对西方的介绍有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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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的这种转变，还可以归因于世界都市的某种氛围。事实上，任何人到了巴黎或者纽约，都会看到一个多元混杂的文化，所以也就会重新考量本土的文化。在那里，就算你不了解某种远在天边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或者刚果文化，你也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它的生存权，以保障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更何况当时正处在战后，人们正都对东方文化存有普遍的好感。 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 第四，梁启超的这种转变，还可以归因于他对科学的重新定位。 科学无限扩张而成为支配人生的力量。而建基于科学的新人生观将人的内部生活和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从而使人生物质化和机械化。梁氏指出，这种偏于物质的人生观之唯一目的即是“抢面包吃”，因而完全丧失了人生的意味和人类的价值。他进而指出：“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第五，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又可以归因于某种交互文化哲学的理由。 仔细阅读《欧游心影录》就会发现，梁启超向故国文化的这种回望，并不像列文森所说的那样，只是反映了一种依恋故国文化的狂热情感；恰恰相反，那是基于一种相当精巧的交互文化哲学，或者说，是基于一种建构在诸神之争基础上的、很有学术前途的冷静理性。让我们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笔者注），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 第六，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当然也可以归因于其少小时代的传统教育，被从一个跨文化的国际舞台上突然唤醒。 张荫麟曾说：“及欧战甫终，西方智识阶级经此空前之大破坏后，正心惊目眩，旁皇不知所措；物极必反，乃移其视线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实未尝了解之东方，以为其中或有无限宝藏焉。先生适以此时游欧，受其说之薰陶，遂确信中国古纸堆中，有可医西方而自医之药。既归，力以昌明中国文化为己任。而自揆所长，尤专力于史。盖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规模且远大于韦尔思之《世界史纲》，而于此中寄其希望与理想焉。” 第七，梁启超的这种转变，更可以归因于儒家思想在民国时期的逐渐脱毒，以及整个社会在脱离了儒家话语之后反而遭遇的退化。 梁启超开始反省起当年风行的天演论。与此相联系，梁启超对于其进化观也作了重大修正。他认为，物质文明从古代的渔猎耕稼发展到现代的工艺技术诚然变化伟巨，然而这很难说就是“进化”。评价物质文明“进化”与否，要视其于人类有否好处和能否在历史上流传下来。在他看来，现代人类虽能享受电灯、轮船之利，但其生活较之点油灯、坐帆船的古代人类的生活，并不见得有何优越之处。而且物质文明“根柢脆薄”，流转易逝，本无何历史价值。因而他得出结论：“自然系”的人类活动(物质生活)。不具有“进化”性质，“进化”只属于“文化系”的人类活动(精神生活)。梁氏显然放弃了早年启蒙主义的“进化”观念，他对“进化”的理解已不再建基于理性主义的“工具理性”精神，而是采用了“价值理性”的尺度。 第八，梁启超的这种转变，也许最为重要的内在因素，还要追溯到早就潜伏在他心中的、孔子生平的强大暗示。 事实上，正如孔子早年的列国周游所示，身为儒者就必然要进行政治活动，因为他们对于社会有太过强烈的关怀。即使这种政治活动未必成功，它对于砥砺和开拓这位儒者的精神，仍然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更进一步，又正如孔子后来的选择与成就所示，儒家又随时可能从政治活动中抽身回来，通过退而结网和著书立说，把自己业已逐渐成长起来的精神状态，刻画和表达出来，从而成就后世所谓的名山事业。须知，这两个阶段不仅不是彼此矛盾和相互耽误，而且相互激发和缺一不可，成为首尾相接的人生阶段。 他在评价中西文化时，力图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他又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主张“化合”中西文化，认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类一体”，反对惟我独尊的文化独断主义 但遗憾的是，偏偏在这样的问题上， 不光国外作者很难做到同情理解，就连以往的国内作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和传统教育的缺失，也都很难做到平心而论——他们出于各自的课题意识和讨论范围，要么把梁启超看做生就的政治活动家，要么就把他视为生就的学术研究家。而从这种僵化的和非此即彼的预期出发，他们也就很难看出梁启超的后期选择，对其整个生平而言，产生过怎样的意义再诠释。 因此，类似下面这样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这还是梁启超在清华的学生呢。徐铸成在《王国维与梁启超》中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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