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周天黎：心语(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周天黎
2012-09-28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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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叫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家提醒人们：“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它。”人，其实最难认清自己。只要是人类，都会受到邪恶的诱惑，在官场奋搏、商潮谋财与生活磨砺的渐渐圆滑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撒旦的捆绑，并衍生出许多用来掩饰自己造孽的种种伎俩。所以摩西才会心急火燎地下山，痛斥刚刚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竟然去跪拜金牛，愤怒中还掷碎了诫版。记得佛教《愣严经》中有一段关于佛陀和魔王的对话：“世尊(释迦牟尼)曾力辩外道使其一一折服，外教一婆罗门对世尊言道‘此时我无奈何于你，但千年之后我的徒子魔孙将会穿上你们的衣服，拿上你们的经典、衣钵，混入你们的队伍来将佛教彻底摧毁。’世尊听罢，默不作声，黯然垂泪。”世尊虽有“四十八愿”度众生，也度不尽恒河沙数般的劫。邪师盛行，德薄障重，义利失衡，寺庙佛堂、袈裟钵盂都玷污上铜臭淫欲，熏染着金钱势利的“末法时代”，（佛教专用名词，释迦世尊住世的时代，称为正法；世尊涅槃之后，称为像法，再过2500年后，进入混乱五浊的“末法时代”。）急匆匆的生旅中，时间慌乱地流逝，通向众冥的十字路口，许多人徘徊迷茫，踌躇彷徨，感到生命的空虚与隐痛，感到生命中确实有一种荒凉的、令人胆寒的巨大沉默，心无笃定，魂无归宿，思想混乱，没有精神的依托，成为精神的流浪汉，残存在人性本体内的真善美渐渐被现实所吞噬，铸成了许多错中错。官场商场中有的高人自以为身有五枕骨高正的富贵之相，又有奇门遁甲之术，玩其休门、生门、伤门、杜门、景门、死门、惊门、开门的八门之法成熟老到，甚至还能操作更高一层的三奇六甲、三盘九宫，以及贯通坤造、神煞、纳音、六壬之精要，可不知地狱之门正在他们面前慢慢开启！而基督教中的上帝也早已看到他所造的人有了邪恶，在《圣经》（太7:15~20）中警告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他还语重心长地对门徒们嘱咐道：“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钞票岂可清恶孽，求神拜佛亦枉然。我有时也会拗问：“经忏可赎罪，难道阎王怕和尚？捐财能超升，岂非菩萨是贪官？！”诡谲的年代没有什么是诡谲。虽然封建专制施予的魔咒曾企图粉碎一切真善美的人格信念，使千年农耕文化的土壤里滋生出根深蒂固的奴性，到处弥漫着心质裂痕下的乞丐琴声，但我们没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社会生存中的我，总要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现实政治、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世俗平庸，我只能这样想：小谎积聚，遂成大谎，上行下效，假亦作真。尽管我们拥有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清诗，还有周易论语道家儒家墨家等等，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依存的伦理道德如果只能建构在虚假和谎言的基础之上，视国士气节、魏晋风骨、李杜诗魂为异己，知识分子正面道德精神受到挤压打击，各层面厚黑学盛行不衰，必将导致大面积的人性本质上的堕落，如果保持其人格高贵性的最核心的精神要素失去了，痴肥长膘的肉身只是一堆粗陋废物。这样，我们的未来希望又在何方？“道德的存在意义在于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任何社会运动（无论是政治的、文化的）都只有以其道德魅力的感动，才能赢得更广泛的支持。我不讳言自己也是一个专制文化的带菌者，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都是罪人。但既然我已看到我们民族文化肌体上长着的污烂痈疽，既然我已看到社会道德底线的可怕裂缝，我只有不断地阅读、思考、观察，犯风雪、衔锋镝，直面一道道阴冷的黝光，努力去认清时代的变迁与走向。我多么希望自己能登上人性之巅去透视出举世混沌的清醒，去寻找重建民族精神家园的道德高标。我改晚清著名词学家况周颐《蕙风词话》中句自我咏叹：“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画心也。”
 
    任何精神体系一旦被绝对权力加冕为绝对的一元价值，就会以精神专制的面目，给人类带来摧残心灵的狰狞黑暗。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终究会以原来的面貌显露出原型。加尔文主义的严酷原则是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怪胎，这位23岁就写出优秀人文主义著作《评塞温卡仁慈论》的人文主义者，而后又写出神学名著《基督教原理》的重要宗教领袖，一旦集世俗特权和宗教神权于一身后，就彻底背叛了“信念是自由的”这个他自己一直宣扬的宗教宽容宣言，以上帝代言人自居，以“上帝的意志”命令人民向他顶礼膜拜，极端地剥夺了人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最后蜕变为双手沾满鲜血的卑鄙的反人类的杀人魔王。他丧心病狂地诛杀“异己”，把许多不同信仰的人游街、管制、苦役，拖往刑场斩首、绞死、溺毙、烧杀。为了维护他“一个伟大的主义、一个神圣的真理”，甚至运用谍报网抓捕他旧时的同道、另一本七百页厚的重要神学著作《基督教补正》的作者塞尔维特，又以“保护羊群，肃清恶狼”之名将塞尔维特绑在火刑柱上炙烧了半个多小时，使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思想家在极度痛苦的惨叫声中死去。这种先烧书，后烧人的野蛮杀戮结果使加尔文坠入了魔道。问史于中国，政治又何其诡异？多少社会精英以叛逆、青春和浪漫透支了未来的激情，谁又能预知激荡历史演变的狂飙以惊人的能量席卷一切。“……对20世纪中国美术影响力最大的人，不是一般常讨论的蔡元培、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李可染、潘天寿等等这些学者及艺术家，而是大革命家毛泽东。他是中国空前大革命的最高象征，而这场革命决定性地支配了美术运动的走向及其社会功能。”当我从台湾本土最具代表性又深怀大中华情怀、且有世界性艺术视野的大画家林星岳50万字著作《中国油画百年史》中读到这段文字时，有一种醍醐灌顶、惊心动魄、两耳轰隆的感觉。我记得张彦远（618年—907年）在《历代名画记．唐朝上》中记载，阎立本曾痛感“以画见知，躬厮役之务”的羞辱而严令其子不得学画。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早年也曾在《自由主义与文艺》一文中言之凿凿地写道：“文艺不但自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活动，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首先于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坦言：“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极左”狂热肆虐的年月，弯曲悖谬，不管是已有千年之久的传统国画，还是引进不足百年的西洋油画，都无一例外地行使着革命机器中“齿轮和螺丝钉”的职能。当“红司令”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被兵马俑鬼魂附体的百万“红卫兵”疯狂朝拜，由人演化为神，并欲以自己的意志和绝对真理去规定人类永恒的宿命时，事物的发展也走向了它的反面。历史命运的反差里，文化的骤然破碎中，审美激情喷珠溅玉的源泉黯然枯竭，一幕幕僵尸与白骨之舞的悲剧，却怵目惊心地发生了。那种以国家专制权力大规模地摧残文化和摧残文化人，以及通过思想整肃和精神迫害来摧毁文化人的心灵，是一种实实在在、道道地地的铁铸的反人类的罪行！正直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要熬过这么多的政治运动确实不容易啊！那是思想信徒的生存劫难！沧海苦笑话当年，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掏空良善人性后的病态政治对艺术的可怕影响，以及艺术家无法遵循艺术规律和心灵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时，如何在限制中苦苦挣扎。也认识到许多文化政策是多么的滞后，许多讲真话的声音不仅仅依托于学识，更来自于良知和勇气，包括改革创新的艰难。啊！黄沙卷走风中的字，别让悲剧成为被遗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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