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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邓正来
2012-09-28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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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国而言，由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存在着我所谓的“真假结构”17， 所以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常常是以具有当然有效性的某种官方意识形态为伪装或外衣的。正是在这里，那些在意识形态视域中具有有效性的各种知识（包括那些技术性知识）都会在符合“责任伦理”的原则（即“生存性原则”）下与“生存性智慧”构成互动关系，甚至演化成其本身的内容。

　　由此可见，“生存性智慧”是以智慧与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韦伯意义上的“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关系以及我所谓的有关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等为基本互动结构的，它将彰显并解释生活世界中以“生存性原则”为最高原则的复杂互动关系。

　　第六，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说，“生存性智慧”是地方性的,但是它区别于格尔兹所谓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是活生的,有效的，灵活的，或在某种程度上可模仿传播的；它主要是中国人家庭教育和人际聚分的结果,而非正规学校教育的知识、学科和科学范式的产物；它因时空不同而不同,因个人地位不同而不同,甚至因个人性格不同而不同,因此它的品格和有效性都是具体的,也是受时空限制的。它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不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承诺,它主要是在各自的有效范围内展开。这在根本上意味着：“生存性智慧”在存在形态、传播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等方面均是具有个殊性的“地方性知识”。

　　第七，值得强调的是，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在内在上都是以人为本的，是以国家、社会、国际等现代秩序概念为基本限定的，而且在根本上还是排除自然的，是以自然为客体或对象的。它即使关注自然生态，也是将之作为外部存在而予以关注的。但是“生存性智慧”本身却常常是生态的，是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而加以关注的；更为关键的是，它并是不以国家、社会或国际等现代秩序概念为限定的。这在根本上意味着：“生存性智慧”乃是与各族群或社群的Nomos相一致的，也是与“外在”自然（external nature）和“内在”本性（internal nature）相和谐的。18 　　二、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的检视
　　
　　我之所以提出“生存性智慧”的概念，不仅是旨在引导中国学者转向“智慧导向”的研究，也是试图用它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解释。我们知道，自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以来，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研究就开始被冠以“中国模式”的论题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为热门的问题之一。因此，要想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解释，我们就必须首先对既有“中国模式”论说做一番检视。大体而言，当下论者对“中国模式”主要有如下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

　　以秦晖、邓晓芒和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等为代表的论者，要么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解读，要么直接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秦晖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在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低人权优势”，但是这表明中国尚未融入世界文明的进程。19邓晓芒则结合时下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指出，不要以为中国真的有什么自己创造出来的“模式”，这种“模式”不过是“有中国特色的西方19世纪模式”，它的存在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联合力量还不够强大有关。20科尔奈则认为，“模式”一词更多是指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一个真实过程，而这一过程足以成为其他国家模仿的范例。但是中国因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文化传统也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等因素而无法模仿，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21

　　另一方面，以潘维、姚洋等为代表的一些论者不仅赞同“中国模式”的提法，更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制度主义范式”的初步阐释。比如说，潘维认为，“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它的成功经验挑战了经济学的“计划与市场两分”，挑战了政治学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还挑战了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两分”。他甚至还将“中国模式”归结为官民一体的“社稷”社会模式、一党代表民众执政的“民本”政治模式、国企主导的“国民”经济模式等三个维度，并对每个维度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析。22

　　然而，在我看来，上述两种观点尽管表面上彼此冲突甚或针锋相对，但是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甚至还有着共同的理论前设，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中国模式”都是一系列具有明显特征的制度化要素，亦即区别于其他模式（特别是前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决策政策等等要素。大体上而言，支持或反对“中国模式”的两方主要是围绕着下述几个方面而展开其论述的：关于政治模式，为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辩护与诉诸民主转型；关于经济模式，支持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与主张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关于社会模式，主张“稳定压倒一切”的“和谐社会”建设与强调全面保障人权和自由；关于对外关系模式，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反对“金钱外交”并主张担当大国、环保和人权责任等23。

　　我个人认为，既有的此类研究不仅都是我在前面所论及的“知识导向”的研究，而且还至少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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