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知识分子有什么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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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正是。运动与操作，而不是主题或概念。比如说，“转变”。影像的转变。词的意义的转变。或者，词源学的资源。又或，概念的变形，失真。整个儿一系列的方法，进程——为此，我也许应当试图在《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中确立一个术语。 问：这些进程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至于具有某种特定的的目标，独立地隶属于它们纯粹的执行的目标么？ 答：我期待的是一种不会麻痹他者、读者的写作。但那也不会太过于熟悉，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困难之所在：我希望实现某种既不是麻痹性的又不是过分“友好”的写作。 问：你过去常说你寻找的是一些“网格”，通过这些网格来理解和占有现实…… 答：我不认为我曾经谈论过网格。不管怎么说，如果我谈论过的话，那么，那也只能是文学（意义上）的。一种我四处随身携带的，适用于所有地方的网格。但我认为从封皮驱出现实是很可能的，正如我的一位朋友说的那样，不带“网格”地驱出现实！而那就是符号学的全部问题之所在：一开始它是一个网格，而我本人则尝试使之成为一个网格。但当它成为一个网格的时候，它根本就不生发任何事物。因此我不得不去别处，当然了，同时，也不否定符号学。 问：在说到你的作品的时候，不喜欢你谈论某种写作的迷信和神圣化的人们…… 答：我并不反对神圣化。拉康在不久前曾经说过真正的无神论者是相当罕见的。神圣者总在某个地方……因此，让我们还是这么说吧，对我来说，结果证明这个神圣者就是写作。让我再重复一遍：不神圣化任何东西是艰难的。索莱尔斯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做到这点的人。也许。他也可能在某处有个秘密，就像萨德那里的圣·丰的亵渎神明那样。不管怎么说，对我来说，我肯定神圣化了写作的极乐。 问：语言也是一种口语——戏剧的语言，比如说。 答：我和戏剧的关系相当复杂。作为一种隐喻的能量，戏剧对我来说仍然非常重要：我到处都看到戏剧，在写作中，在影像中，等等。但就上剧院看戏而言，我不再对戏剧抱有很大的兴趣，现在我几乎不去看戏。我们可以说我仍然对戏剧化敏感，那是一种在我先前提到的意义上说的操作。 问：一种你在教导的语言中认出的操作。 答：教师-学生的关系又是另一回事。那是一种契约的关系，但也是一种欲望的关系，一种意味着失望的可能性并因此而暗示着欲望实现之可能性的互惠的欲望关系。我挑逗性地说：那是一个出卖灵魂（卖淫）的合同。 问：今年你就要加入法兰西学院了。你认为这种教导关系的本性会以任何方式发生变化么？ 答：我不这么认为。我希望不会。不管怎么说，在我的研讨班的框架内部，我总是基于教学保持着一种“田园式”的关系。除了对那些选择我（听我说话）的主体，那些前来聆听我的主体——而我则把自我强加于他们——我绝不演说。这些特权的条件也是，依照定义，学院里的课程的条件。 问：除了探讨班意味着对话，而课程则意味着独白（自言自语）…… 答：这不必然向人们认为的那么重要。有这样一种使人痛苦的偏见，它声称在教学关系中的一切事物都属于那个说话的人，而聆听的人则一无所有。但事情在两面都有发生，在我看来。聆听不一定就会遭到责难——以言说的名义。聆听也可以使积极主动的享受。 问：换言之，没有强迫性的权力关系？ 答：在话语中当然存在权力的问题，在一切话语中都如此，而我将在我的就职演说中谈论这点。至于余下的部分，我不认为我需要为支持常常转入心理剧的虚假的对话而急着消除课程。独白当然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戏剧，甚至是一种欺骗性的，流动的以及不确定的喜剧，其中正在进行着一个言语与聆听之间的微妙的游戏。独白不一定是专横的；它也可以是“可爱的”。 《新观察家》，1977年1月10日 自贝尔纳尔-昂利·莱维主持的一次访谈 [注]译自罗兰·巴尔特：《知识分子有什么用》(“OfWhatUseIsanIntellectual·”)，载氏著《嗓音的颗粒1962年至1980年访谈录》(TheGrainoftheVoiceInterviews1962-1980)，林达·科沃达尔(LindaCoverdale)英译，伊利诺伊，埃凡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280页 2010-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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