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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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大陆学术界越来越受到敬重。其中关键并不在他的专门绝学，而主要系于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两句话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最后二十年中他是以殉道的精神加以实践的。在整个九十年代，大陆上不少知识人为良知所驱使，不知不觉中对他“不降志，不辱身”以及“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人格表现发生了很深的认同感。我相信这是当时所谓“陈寅恪热”兴起的文化心理背景。在这一氛围下，我的《释证》大概也更受到新一代读者的注意，1995年陆键东先生的《最后二十年》便是显证。这部书所发掘出来的事实和我的“晚年心境”极多息息相通之处，两者几乎可以说是互为表里。 但是直接接着我的《释证》而进行陈寅恪研究的，则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上面已提及的胡文辉先生即是其中成绩最大的一位。他的《陈寅恪诗笺释》诠释了陈先生现存的全部诗作，包括联语以至残句。全书不下八十万言，古典今情，各极其致。书中对我的说法质疑商榷者，不一而足。这一点最使我欣悦莫名，因为这是学术研究后来居上的唯一保证。他在书末写了四首七绝，其第三首云： 义宁心史解人难，夜夜虫鱼兴未阑。后世相知吾不让（陈诗：“后世相知或有缘”），欲将新证补潜山（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 末句是他的谦词，我有自知之明，决不敢承当，他的朋友罗韬先生在《序一》中也说： 自潜山余英时氏以义宁解钱柳之法，还治其诗，拈出今典，铁函乍发，石破天惊。余氏之胜，在内证法，善以义宁之书证义宁之诗，辨其寄托，启后来无尽门径。此后解人继起，聚讼纷纭，而文辉后出，加其邃密，得总其成。（第2页） 罗先生的奖饰之词，我同样受之有愧，但他推重胡文辉先生为解陈诗之集大成者，我则举双手赞成。胡先生解陈诗，一字都不放过，虽或有时而可商，然精解妙悟，触处皆是；他最得意的“虚经腐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详见上卷“虚经腐史”条，384-388页）。在这部《陈寅恪诗笺释》完成之后，他仍然继续不断地搜求新史料以解决陈寅恪晚年生命史上的重要疑点。2009年他根据《陈君葆日记全集》和《陈君葆书信集》，完全证实了陈先生在1949年曾有迁居香港的准备（见胡文辉《陈寅恪一九四九年去留问题及其他》，《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5月24日第八版）。无独有偶，他的朋友张求会先生，另一位深研陈先生家世与传记的学人，也在今年发表了《陈寅恪一九四九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一文（见《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E28版），根据傅斯年致台湾省警务处的一份代电，证明陈先生这一年的5月曾有“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的计划。胡、张两先生都同样声明他们的考证是为了支持我在《释证》中最后修订的假设，这一点尤其使我不胜惶悚。我的《释证》不过在陈寅恪研究的领域中扮演了一个“拥彗先驱”的角色，现在后起的健者早已远远地把我抛在后面了。但是他们仍不忘我这个早已脱队的老兵，我终究是感到安慰的。 把眼光从官方移向民间，展望陈寅恪研究的将来，我是极其乐观的。 2010年12月10日于普林斯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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