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鲁迅笔下的九类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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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闲、帮忙、帮凶与扯淡 鲁迅讲,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到中国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时,“偃武修文”,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 在统治发生危机,无计可施时,病急乱投医,统治者开始垂听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的意见,而知识分子也觉得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于是高高兴兴地“出山”了,这时的知识分子成了“帮忙”。 鲁迅非常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之类,包括屈原,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产物。“帮闲”不过是写写诗,猜猜谜语,说说笑话;“帮忙”则是要出谋划策,参与国家大事。 司马相如、屈原之类的人都确信自己的才华不仅是写诗、下棋,做清客,而愿作“帮忙”,帮忙而不得于是发发牢骚。当主人作恶之时,“帮忙”“帮闲”就成为“帮凶”。 帮凶的特点在于“使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使统治者的杀人食人了无血迹。无论帮忙帮闲,都需要才华,司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读,因为有才气。可怕的是有帮忙、帮闲之志,无帮忙、帮闲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 二、“二丑” “二丑”出自绍兴戏曲,在舞台上扮演清客的角色,清客、幕僚也就是帮闲。但是一方面他帮主人的闲,一方面又向观众做鬼脸,说“你看,这个公子多蠢啦、多笨啦”,表示与主人划清界限。“二丑”是不忠实的奴才。 知识分子聪明而敏感,主人气焰正盛之时,他心甘情愿做主人的帮忙帮闲;主人气焰不足将要崩溃之时,他敏感到了,就开始做不忠实的帮忙帮闲,结果成为“二丑”。 三、隐士 鲁迅把中国文学尤其是唐朝文学划分为两种: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廊庙文学是帮忙帮闲的文学或者叫在朝文学。在野的文学就是山林文学,不做帮忙帮闲,离开主子的衙门,隐入山林。但是中国隐士与西方隐士不同。 西方隐士是宗教性的,因信仰而隐,因此西方隐士常常同时又是苦行僧,不断对自己施以苦刑,做精神追求。中国隐士是政治性的,帮忙、帮闲不成便去做隐士。 隐士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一有机会,便由隐士自然转为帮忙帮闲,算是“候补的帮忙帮闲”。在中国做隐士还有一个好处:易出名。出名之后成为高士,名声若传到皇帝耳中,也许有机会得到重用。 由此,隐士成为一种资本,做隐士可以提高地位,成为进一步做帮忙帮闲的资本。鲁迅尖锐指出,登仕、隐士都是“噉饭之道”,是达到自己目的,升官发财的途径。最可怕的是“谋官谋隐两不成”。 可见官是要谋的,隐也是要谋的,官和隐没有本质区别。隐士看似悠闲,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悠然见南山”也需要物质基础,陶渊明有奴才给他做饭、种地。饿着肚子,陶渊明无论如何也悠然不起来。 隐士并非不食烟火,也要追求物质的东西。鲁迅分析隐士心理:“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不闻,他心平如水”,但是“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们一伙的”,则“虽在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也是“耳聪目明,奋袂而起”。这真可谓入木三分。 四、君子和雅人 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君子要吃牛羊肉,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杀时发抖的样子。这是君子的特点,也是其内在的矛盾。鲁迅加以夸张的嘲讽,说君子将牛羊赶得远远的,然后“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了”。 这样的雅人其实是俗的,他毕竟要吃牛羊肉。作为人,永不能避开俗世。问题在于,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远远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挣扎,也就是说他害怕看残酷的事情,对残酷的事情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借以保全自己的“性灵”。 鲁迅讲了两个笑话。有一个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这看起来很“性灵”,但仍不够,因为还得吃饭,所以还要有一个卖大米的。又一个人希望秋天时,他吐半口血,由一个侍女扶着,病恹恹地去看海棠。 这看起来非常的雅。秋天,病恹恹地看海棠,还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见再有诗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着。这两个笑话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识分子其实脱离不了俗世。 而这种雅,这种君子之志,不过是对血腥、对残酷的回避。他们用病恹恹地看海棠之类的雅事来掩盖吃人杀人的血淋淋的现实。 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们自身充满矛盾,他们不可能不俗,得吃饭,得活着;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是对历史血腥的掩饰。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持如此严厉的批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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