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序刘年散文集《独坐菩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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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独坐”时解放了自己 雷平阳
诗人雷平阳，现居昆明。著有《大江东去帖》《云南记》《出云南记》《基诺山》《雨林叙事》《悬崖上的沉默》《雷平阳诗选》等诗集和散文集。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诗刊》年度诗歌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 刘年的散文写作，是与他的诗歌写作一起发生的，人们大可不必将两者分离开来，似乎也难以分离。在云南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用散文的方式写诗歌，用诗歌的方式写散文，在他的纸上，诗歌与散文的区别，不在于分行不分行，也不在于字数的多少，就在于他自个儿认定，哪些文字是诗歌，哪些文字是散文。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不懂得文体规矩，便信手破除诗歌与散文之间的边界线，而是他本来就出生在一条边界线上，是两个文体国家的合法公民，一副面孔，两种身份。 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文体意识淡薄的写作者，是否意味着他对写作缺少必须的尊重？”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但也是一个对文学创作不开窍的愚腐的话题。文体从来不是圭臬，也非文学重器，它无非是区别诗歌、散文、戏剧、评论和纪实文学等等文体的一种外在格式，与文学精神和肉身并无多大关系，它不是干涉写作者赋予文学的任何一种元素的权力。而且，文体一直在变化中，不同的时间段上，都会出现文体的新面貌。如果我们咬死牙关信奉某种文体是绝对不能变的，那么，今天我们只能写格律诗、写骈体文、写章回小说，写作才具有合法性。 在一些场合，我多次说过，但丁的《神曲》我是当小说来看的，屈原的很多诗歌则被我当成了散文，博尔赫斯的散文则被我当成小说，尤瑟纳尔的小说我却视其为诗歌。杰出的文学作品有一个共性，即它们脱身于文体并高于文体之上，如月亮照耀夜空。唯其如此，文学才具有巨大的拓展空间，文体也才会得到不断进步和完善的机会。某年秋天，在云南建水县的田野上闲逛，我与刘年曾对这个话题有过一次交流。对散文中存在的浓烈的诗意和语言的节奏感，以及内部空间的呈现，他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几个元素几乎都是自然而然地来临的，从不刻意为之，也不觉得它们是诗歌的专利。说这些话的时候，建水县的田野上，各种绿色的植物，各种花和各种虫羽互相交织，互相软化对方并成为对方，让人很难将它们的个体从田野上分析出来。他说：“这些蝴蝶，即使是同一只，可以出现在诗歌里，也可以出现在散文或者小说中。”说到散文与诗歌在文体上从来就存在的区别时，他才夫子自道：“诗是流浪或狂奔，背景是落日、荒原和雪；散文是万水千山走过后的独坐，背景是菩萨岩和父亲的坟墓。”显而易见，他所说的区别，是可以置换的，甚至是可以揉合在一起的，所谓区别，并没有传统的理论作为支撑。 因此《独坐菩萨岩》是可以当做诗集来阅读的。如果我们一定要视其为散文，就在于较之诗歌，刘年在这本书里取下了自己制作的背上的十字架，放开的手脚和自由的灵魂在言语中显得格外舒展，其一以贯之的悲心与赤子情怀因为朴素的语境而更具活力。他在“独坐”时解放了自己，尽管背景依然沉痛而苍凉，尽管这种解放只意味着语言的散漫和细节的添加。刘年离开云南去北京谋生的时候，我写过一首名叫《送刘年去北京》的诗，抄在这儿： 送刘年去北京
云南是个销魂的地方 2017.3.8夜，昆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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