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代宋元翰墨魂脉探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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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花鸟画源远流长。唐代动物画已趋于成熟,画马名家辈出,为五代花鸟画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宋徽宗赵佶重花鸟写生,他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却为北宋晚期的花鸟画创作则引来多姿多彩之风,代表作品可见波士顿美术馆藏北宋《五色鹦鹉图卷》(赵佶)。南宋院体画的兴盛,进一步促进花鸟画的发展,大幅巨制被册页所取代,重于清疏淡雅、工致秀润。元代文人画的勃兴,使花鸟画在前人的基础上得以由注重形神描写发展到寓意兼备。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如同人物画、山水画一样,也是在传承前辈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现藏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九马图卷》是元代任仁发花鸟画的力作,无疑仍然带有唐代动物画的余韵。 此次展出的法书珍品均为宋元草书、楷书和行书。宋元书法无疑传承了晋唐法书的真谛,出自大都会博物馆藏的《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北宋黄庭坚)、《草书天山阴雨七绝诗页》(南宋高宗)、《行书右军四事卷》(元代赵孟頫)和《草书石鼓歌卷》(元代鲜于枢)等珍品无不是在汲取前代精髓的基础上而臻于巅峰。 中国书画艺术绵延不断,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五代绘画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人物画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山水画、花鸟画以及结合诸画种技法的风俗画均趋成熟,为宋代绘画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汉唐向两宋的时代变迁,中国政局从汉人一统江山到多民族割据和文化交融,汉唐的大国华丽霸气转为两宋的平实儒雅和气;中国哲学在兼容佛道思想的基础上,立于程颐传于朱熹的儒家理学占据统治地位;中国经济开始市场化,在统筹经济上实施了“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贸易经济得到发展;中国文化因印刷术的突起而书院倍增,科举盛行,散文与词成就宋代文学,淡雅温和的瓷器色调诠释着宋人的审美哲理,清脱的水墨书画演绎着宋人的淡定情怀。 由此,以真实反映自然风貌气质为特征的两宋水墨山水已成为画科主流,出现了表现不同地域风貌的画风,形成南北有别的时代风貌。北方画派以荆浩、关仝、李成、范宽为代表,是五代、北宋山水画的主流。江南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主要表现平淡翠润的自然峰峦。五代的花鸟画从人物画的背景中独立出来,实现转型发展,形成“徐熙野逸”和“黄家富贵”的时代新特征。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的全盛时期。由于宫廷的提倡,皇家画院制度的建立,山水、花鸟、风俗画均获新的发展,并涌现出不少著名画家和经典作品。人物画也出现了新的创作方法,同时文人画的出现为中国画的转型首开先声。 元朝疆域辽阔,蒙古族统领天下政治,汉人转注地方书院,通俗文化应运而生,文人士大夫潜心笔墨研究实在是顺应了当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变迁的时代导致艺术思维的变迁,创新的画论导致绘画样式的创新。元代文人画勃兴,表达文人意趣的“士人画”有了很大发展,同时继承宋代写实传统的经典力作相继问世。 总之,五代宋元书画已在晋唐恢弘坚实的翰墨魂脉滋养中,凝聚起发展后劲,继往而开来,勃发而洋溢。五代宋元的时代意义在于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和引领拓展。五代宋元独特的文化墨脉源于独特的文化环境、文化理念与文化哲学,同样书画艺术在大气谦和的“继往”的时代背景和转型发展的“开来”的时代特征背后必然有属于那些时代的书画巨制与传世精品,那些书画墨迹及其折射出的千年墨韵又深深引领或影响着明清两代,乃至今天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轨迹。 和而不同的千年墨韵 此次“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共展出五代宋金元名画67件/幅,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画科齐全,楷书、行书、草书有机组合,每一件展品都堪称中国书画史上的经典之作,每一位作者都是中国书画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零距离”研读这些稀世名迹,其机遇尤为难能可贵。67件中国书画名迹托起了恢宏的中国五代宋金元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和法书的历史。此展将67件名作按“山水画的典范风格”、“文人山水画的兴起”、“人物画和宗教画的兴盛”、“寓兴移情的花鸟画”和“讲法和尚意的宋元书法”五个分题进行陈列展出。 “山水画的典范风格” 此分题共有大都会博物馆藏珍品5件, 波士顿美术馆藏珍品3件,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珍品5件,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珍品2件和上海博物馆藏珍品1件。 代表山水画典范风格的董源画作有大都会博物馆藏《溪岸图轴》,绢本设色(220.3×109.2厘米)、波士顿美术馆藏《平林霁色图卷》(旧传董源),纸本设色(37.5×150.8厘米)和上海博物馆藏《夏山图卷》,绢本设色(49.4×313.2厘米)。 “文人山水画”分题共有大都会博物馆藏珍品7件, 波士顿美术馆藏珍品1件,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珍品1件,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珍品2件和上海博物馆藏珍品1件。 倪瓒珍品2件,为大都会博物馆藏《江渚风林图轴》(59.1×31.1厘米),纸本墨笔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筠石乔柯图轴》(67.3×36.8厘米),纸本墨笔。两幅均为山水画,描绘太湖一带疏林坡岸,近水远山,意境清远萧疏。他的画被认为是“疏体”,以淡泊、萧疏的意境取胜,体现出了作者的修养和性格。 “人物画和宗教画”分题共有大都会博物馆藏珍品5件, 波士顿美术馆藏珍品6件/幅,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珍品2件,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珍品3件和上海博物馆藏题跋1件。 赵佶珍品2件,《摹张萱捣练图卷》(37.1×145厘米),绢本设色和《五色鹦鹉图卷》(53.3×125.1厘米)绢本设色,均来自波士顿美术馆。 梁楷(生卒年不详)珍品有1件,为大都会博物馆藏梁楷的《泽畔行吟图页》(22.9×24.3厘米),绢本墨笔。 “寓兴移情的花鸟画”分题共有大都会博物馆藏珍品3件, 波士顿美术馆藏珍品2件,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珍品1件和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珍品2件。 “讲法和尚意的宋元书法” 分题共有大都会博物馆藏珍品7件, 波士顿美术馆藏珍品1件和上海博物馆藏珍品4件。 其中有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33.7×1840.2厘米),纸本墨笔,可谓其草书的代表佳作。 展出的高宗(1107-1187年)书法墨韵为大都会博物馆藏《草书天山阴雨七绝诗页》(23.5×24.4厘米),绢本墨笔,如果说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高宗《行书赐梁汝嘉勒书卷》是其中年佳作而遗存“黄字”墨韵的话,那么这件草书团扇的字里行间在得“王字”墨韵之上,更显开朝皇帝处世的那份自信、独到和圆滑。 展出的孝宗珍品为波士顿美术馆藏《行楷苏轼诗句页》(23.9×25.1厘米),绢本墨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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