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运:沈从文的自我改造及其裂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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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他的创作产生的症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的困惑在生前未发表的论文《抽象的抒情》①里似乎从中可以找到答案。1961年1月,由于患高血压、心脏病而住院,沈从文于6月转到青岛休养。大自然的瑰丽重新激活了沈从文的生命感觉和诗性基因,创作出重要的理论文章《抽象的抒情》。文章对于文学的思考和历史的思考,超越了当时的思想局限,直通他30年代的诗性基因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基因。 所以,当时没有发表。正因为没有发表,其潜在状态或许更能真实地体现他的真实的想法与困惑。 他在文章开始部分论述了文学艺术作为作家艺术家生命的载体,“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9](130) 后半部分集中论述创作中的困惑与矛盾——作为超越作家肉体有限性的文学所具有的永恒生命价值与现时代政治任务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在文章里他写道:“新的文学艺术,于是必然在新的社会——或政治目的制约要求中发展,且不断变化。必须完全肯定承认新的社会早晚不同的要求,才可望得到正常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作者必须完全肯定承认,作品只不过是集体观念某一时某一种适当反映,才能完成任务,才能毫不难受地在短短不同时间中有可能在政治反复中,接近两种或多种不同任务。”[9](132) 这种对文学艺术暂时的政治要求,必然与沈从文所秉承的文学艺术的永恒性产生矛盾,因为“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 所以他说:“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这里有困难是十分明显的。”[9](132) 问题不仅是要承认这一点,最关键的是“承认之后,如何创造作品。这就不是现有理论能济事了。也不是什么单纯社会物质鼓舞刺激即可得到极大效果。想把它简化,以为只是个‘思想改造’问题,也必然落空。即补充说出思想改造是个复杂长期的工作,还是简化了这个问题。”[9](132) 他看到当时的文艺/政治问题,可谓一针见血,直抵实质。他说,面对这种局势,也有人“胡写”,胡写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无所谓’的随波逐流态度,一是真正的改造自我完成。截然分开开不大容易。居多倒是混合情绪。”[9](133) 这真是沈从文的“夫子自道”。他指出了这特定时代的价值标准:“适时即伟大”,并评论道:“伟大意义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已有了根本改变。这倒极有利于促进新陈代谢。也不可免有些浪费。”[9](132) “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的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②‘能够爱听’的阿谀效果。”所以,作家处于二难境地:“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9](134) 所以,他呼唤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更加健全的体制:“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这是必然的。……什么时候?大致是政权完全稳定,社会生产又发展到多数人都觉得知识重于权力,追求知识比权力更迫切专注,支配整个国家,也是征服自然的知识,不再是支配人的权力时。我们会不会有那一天?应该有的。”[9](136) 这本是一个普适性的道理,但是,在当时确实极其“反动”。 尽管处于“文学所具有的永恒生命价值与现时代政治任务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他对自己的认识仍然是:“他妄自尊大,如还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又或以为即或不能创造当代经典,也还可以写出一点如过去人写过的,如像《史记》,三曹,陶,杜,白诗,苏东坡词,曹雪芹小说,实在更无根基。时代已不同。有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恰恰又在这一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9](135) 他的心情难免郁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怪外在环境,只怪自己,因为内外种种制约,他只有完事。他挣扎,却无济于事。他着急,除了无可奈何,不会影响任何一方面。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服从于一个大的存在,发展。”[9](135) 貌似宿命,其实流露的是深刻的绝望与无奈。
沈从文以他独特的个性走完了一生,表面的平和隐忍与深层的波澜壮阔形成了极大的张力。他辉煌的文学成就与他的遭遇同样形成了极大的张力。他有过困苦,但是困苦没有压倒他,他有过屈辱,但是屈辱没有扼杀掉他的诗性基因。他的内心注定是一张无法描画的地图。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自己的内心世界。1981年9月,晚年沈从文在他的《〈湘西散记〉序》结尾写道:“或许正如朱光潜先生给我断语,说我是个喜欢朋友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所有作品始终和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原因或许正在这里。”[10] 原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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