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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退步集》、《退步集续编》到《荒废集》，陈丹青作品的吊诡之处在于：不是以西方的观点批判国人的保守，而是以一个既土生土长又漂洋过海的明白人，尖刻地批评中国人的东施效颦。陈丹青的放言更多源于其“海归”背景——在美国那么多年，见多识广，回国后似乎就当然拥有了挑剔、指摘乃至批判的权利。
以“流放者归来”的姿态，从花花世界中出来，自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沧桑。于是，以过来人的傲慢，炫耀自己的“超越性”……所谓“退步”和“荒废”，实质上都是叛逆表情。
我以为，貌似自贬的修辞术，与古代隐士冷眼旁观、独修其身的心路历程类同。实质上，与某些大众学者自诩为“大师”并无二致。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荒废集·自序》中写道：“这回的书名题曰‘荒废’，其实言重了，比起‘退步’的意思，更显做作。”但这种自省，并没有阻止其表演性与雕饰性。
陈丹青的随笔集，话题广泛得令人吃惊：历史、文艺、美术、影像、媒体、网络、教育、城市、世情、名家、鲁迅等，可谓无所不谈。当然也不乏对话访谈、发言稿、演讲稿、书评、序言、博客文章、辞职报告等。如此集萃，也是一种行为艺术。
在陈丹青的文字中，“精英”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他无限怀念民国时期文艺精英荟萃的上海，为今天的上海文艺沦为地方文艺，今天的上海学术沦为商业附庸，今天海派文化的退化、辐射力与影响力的弱化而耿耿于怀。他说，“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退步集续编·如何成就大师》)
陈丹青确实是喜欢谈论大人物的，政界的、教育界的、文坛的，无所不谈。陈丹青的谈论方式，既不同于王小波的调侃，也有别于王朔的痞腔痞调。他的好处是：没有过度的崇拜敬仰，没有愤青的叛逆与激动，没有专业研究者的忌讳和框框。他的评说，更像是一种没有政治任务和道德负重的民间议论。因此，他这样评点鲁迅：“我心目中的鲁迅就是个长胡子的浙江人，穿件长袍，经常愤怒，随时好玩，笑笑世界，笑笑自己，很认真，很随便。”(《荒废集·访谈杂录》)他这样描述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退步集续编·笑谈大先生》)这样的评述固然打破了若干年的老生常谈，但是，仔细品味一下，其观点却并不触及价值层面的根本问题。仅仅类似粗线条勾勒的人物素描，不过是体现了画家的独特眼光而已。在认知上，有何超越之处？
陈丹青文中说：“论知识，我不配做知识分子，论身份，我没想做知识分子。”(《退步集续编·岁阑闲谈》)而事实上，他的文字已不拘泥于画家的创作随想，而是拐弯抹角或直截了当地批判社会、拷问体制、抨击文化顽症，这分明是在从事知识分子的工作。或许在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是有限的，而嘲弄、反叛、批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往往会引起注意。陈丹青对自身优越感的表达是委婉的。
另一方面，陈丹青现象本身就是媒体时代的产物。把一个画家塑造成公共知识分子、文化批评家、非主流教育家，这显然是媒体的功劳。但是他并不领情。“我一直在画画。可是媒体会重新塑造人：李银河一天到晚谈性，王朔一天到晚骂知识分子，然后我一天到晚骂教育。只要我愤怒一回，我就得为公众二十四小时板着个脸。”(《荒废集·访谈杂录》)。当然，对于另一位媒体明星于丹女士，他倒没有去炮轰，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于丹特像从前共青团系统能说会道的辅导员。”(《荒废集·访谈杂录》)。陈丹青的文章作为，符合媒体的需求和口味——一个敢于挑战传统教育体制、敢于评说社会文化是非的知名人士。我以为，他是媒体时代的游戏高手。每次被媒体关注的时候，他也总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这本书谈不上从学术，更不是文学，我甚至说不出它算是何种类型的书。”(《荒废集·失败与言论》)。陈丹青的幽默是优越者的幽默，虽言之有理，却透着傲慢。我以为，真诚的批评家，多是对社会生活有着切肤之痛的关注者、践行者、体察者、建设者和负责者。而非见多识广、全知全能、旁观俯视的书生。就此而言，优越感正是陈丹青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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