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阳：灾难与文学的道德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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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幸福了许多年，瞬间 一切灾难都是内指性的，除去肉体的折磨，它无疑会给人类的心灵带来莫大的痛苦和哀伤。可怕的命运、死亡的威胁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就灾难本身来讲，它是偶然的却也是恒在的。从大洪水的传说到庞贝古城的覆灭，从中世纪的黑死病到现在也无法攻克的AIDS病毒，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烟火再到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痛苦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的进程，成为心灵上那永远也抹不去的白色记忆。我们梦想的那个理想国度却是如此脆弱，在“9•11”之后，在东南亚海啸之后，甚至是在“5•12”大地震之后，我们明白灾难离现代人类原来近在咫尺。 科技理性可以辅助我们重建家园，但是我们将如何面对心灵上的阴影？灾难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生存论意义上的命题：如何超越灾难？从伊甸园的传说到神仙道术，人类无时无刻不在设想着一片美丽的净土，在那里有的只是永恒的幸福。可现实的生活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在人的国度里没有诺亚方舟，有的只是梅杜萨之筏。面对现实，我们无法回避痛苦。天灾与人祸毁灭着人类的梦想。 此世的痛苦让我们如此煎熬却又无法回避，而且这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灾难使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负重，这种负重是一种历史本质意义上的。当翻开那漫长的历史册页时，我们的心灵无法摆脱灾难中无辜受难者的灵魂而得到平静的超脱，每个人在不同时空中的苦难都构成了此世的这个我在生命意义上的负重。灾难过后，生存着的和那些将要实践着这个世界的人应该是负疚的。这正如“奥斯维辛以后”在20世纪西方思想界成为一项命题。人类无法漠视现实的痛而去进行形而上的思。阿多尔诺看到了形而上的徒劳，思辨理性只能尽可能的描述主体渴望救赎的生命冲动，除此之外，它是软弱无力的。我们作为生命个体的每个人，在反思历史的否定性（即历史的灾难本质）时都会有一种记忆的苦难产生。这种苦难的记忆是人类的、集体生命意识上的。恰如刘小枫先生所说：“作为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苦难记忆不容将历史中的苦难置入一个与主题无关的客观秩序之中，拒绝认可所谓历史的必然进程能赋予历史中的苦难以某种客观意义，拒绝认可所谓历史发展之二律背反具有其正当性。苦难记忆要求每一个体的存在把历史的苦难主体意识化，不把过去的苦难视为与自己的个体存在无关的历史，在个人的生存中不听任过去无辜者的苦难之无意义。苦难记忆因而向人性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①我们绝对不能将历史上的无辜受难者撇在一边，去求得自由与救赎。 在历史的否定性中去认知历史，在生命的否定性中去体验生命，这是一个生存论意义上的基本命题。生命是感性的，历史是负重的，生命在本体上有着歉然。当面对那种否定性的逻辑时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如果这种否定性占据了我们的灵魂，那么世界就会成为一个终极否定系统。灵魂就会成了我们的同谋，从而做出大屠杀那样的恶。但是感性生命有着自己感性的能动作用，这也是人性的伟大光辉之处，它用一种感性的肯定世界的方式肯定了世界的价值。只要敢于将自己感性的置身于这个世界，敢于真正的去体验生命，那么势必会得到自由和幸福。这一点我称之为“感性的超越”。当我们走进生命的维度时，自然会感受到这些。 下面我们回到文学本身来探讨灾难与文学道德这一命题，亦如文章标题所提示的那样。“文学的道德使命是什么”，当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时，就如同提出“文学是什么”一样，自身总是存在着一种困惑。因为当我们试图去说明这类问题时，给出的答案更多是描述性的而非阐释性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并非文学本身不可言说，而是我们无法用概念来替代感性的生命体验。文学正是通过感性去体认世界从而最终得到超越的载体。这一点类似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种种困境时生命的存在方式，就如上文所探讨的那样。文学究其本质应该就是人类以游戏的方式来解决自身不幸与苦恼的一种活动。 在文学的世界里“人自己的心融入山川里，创造着自己的慰藉。客观的东西由于人心的接触，就成为人心的东西。由于心与世界相结合，人心的痛苦和不幸平息了，那时文学从那结合种脱颖而出”。②文学可以让我们通过想象力与世界建立起一种奇妙的联系。在这种联系里，我们实践着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以一种诗性的方式来抚平内心的痛苦与不安。虽然文字并不具备某种特性，可以让我们用来对抗灾难，但是在精神实践的方面，它确实能够提供给我们以莫大的慰藉。在这一点上，也不由得你不去相信文字有着如此大的魔力。 另一方面，文学作为现实的反映，它不能回避灾难和痛苦，就像生存不能回避生命的负重一样。灾难一定伴随着反思，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文学的一种现实的道德使命。在人性泯灭的年代里，仍然有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这样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现，还有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留给我们以启示，显示出了文学中那不朽的人性光芒。在文学的道德追求里，不仅要有平抚创伤的心灵救赎，也要有敢于实录灾难的纪实和反观自身的勇气。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些感性存在的个体去更好的体验生存的意义，在否定性的历史中去寻找和构建永恒的爱与注视。 冷静的对待灾难，恢复人类“爱”的主题，这是人类最大的文学使命。文学与人类的生存有着同构的关系。文学不仅仅是在人间建立审美的理想国，它更多的是在此世通过实践性的体验生命而完成伟大的人性完满。 注释 ①参见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增订本），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3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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