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争端背后的文化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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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无疑是近年在国内最走红的汉学家，他每次发出惊人之语，必在国内文学界引发一阵骚动。近日，顾彬在澳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说，他和中国作家没话说，并指责中国作家不应该去写剧本，中国作家有空的时候就吃饭、喝酒。顾彬话音刚落，在国内立刻响起一片骂声。有中国作家认为，顾彬对中国文学的评判不着调，更有文化评论家针锋相对称，中国文学世界一流远超西方。
顾彬不是孤案，在其他汉学研究领域类似的事件也多有发生，前年《读书》杂志曾发表中国本土学者缪哲对哈佛大学教授汪悦进的批评文章，此文在国外汉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正反映了国内对汉学家的某种情绪。研究者遭到研究对象的反击，不能不说是非常尴尬的事情，这也许正是顾彬现象耐人寻味之处。对顾彬现象的解读或许应该超越口水战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 除了对顾彬的不满，我们可以继续追问，西方汉学界究竟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文学？他们又了解多少？他们对中国文化、文学进行研究解释是否有足够的权威性？这些问题不容回避。顾彬现象背后的实质应是对西方汉学权威性的质疑。 长期以来，西方汉学界几乎垄断了对中国、中国文化研究的话语权，对此，国内不少学人早有不忿。虽说西方汉学经历数个世纪的积淀成就斐然，但汉学研究不能不面对中西文化价值的不同和中西学术范式的差异。而一些西方汉学家也清醒地意识到其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等问题。 当汪悦进和顾彬们遭遇到来自中国的反击时，一个重估西方汉学研究、反学术垄断的进程已经开始了。这也可以看作，中国学界与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化、文学解释权的争夺。那么，究竟谁更有权力解释中国呢？ 德国汉学家施寒微的说法很有价值。他在“世界汉学大会2007”会议报告中说，“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定义，首先不是一个欧洲的事情，而是和中国的自我诠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曾无数次地尝试，试图摆脱这一困境。”这段话代表了国外汉学界的自省，也承认了当下乃至未来，中国学者在汉学研究上的重要性。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实中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化、文学国际传播权的垄断。如顾彬和马悦然等一派汉学家，近年来主要精力皆用于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并在国际上传播，尽管顾彬认为搞语言研究出身的马悦然不懂中国文学。但身为诺贝尔奖评委的马悦然，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力却是无与伦比。当然，其他领域的汉学家也各有他们的掌控之道。在这条食物链上，西方的汉学家们占据了上端。他们的意志和趣味往往决定了下级食物们的生存状况。 我们既不需要学术殖民主义，也不需要学术民族主义，在事关中国文化、文学的问题上，也许西方汉学家和国内的学者更应去构建平等的学术对话平台，以平和开放的心态对待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大家或许能够收获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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