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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立勃专访:日久他乡变故乡(2)

  欧宁:从生活、写作各个方面来讲,您觉得新疆好在什么地方,不好的地方又有哪些?

  董立勃: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首先跟这个地方有了感情,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我觉得这世界上实际上没有好与不好的地方,只是这个地方和你有多大关系,和你的情感有多大关系。这么些年,我也走了很多地方,包括国外也去过,我始终觉得,新疆这个地方是我认为最好的地方,但这只是我的一种认为,我有我的理由,比如说我到南方去,南方那种潮湿闷热,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新疆这种自然,这种干爽,这种晴朗,我是非常喜欢的。

  欧宁:从文化、历史资源上来讲呢?

  董立勃:从文化、历史资源上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疆文化的丰富性,确实是其他地方难以与它相比。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各种宗教的聚合。不单是这些,还有我们各个民族,不同种族的人在这里形成的一种融合。以及中国各个省份,各个地方的人,你在新疆可能都找得到。我想各种各样的文化汇聚在一起的时候,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别的地方没有的、只属于它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有人叫他移民文化,或者多民族文化,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这种丰富性,全世界范围内不好说,至少中国其它地方是没有的。谈到文化上的丰富性、多样性的话,新疆应该是中国其他地方没办法与它相比的。

  欧宁:这样一种丰富性实际上为您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很特别的题材,我一直想找出新疆当代文学有些什么独特的基因。我确实觉得新疆当代文学很强大,从诗歌、散文到小说,与内地截然不同,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我觉得您写的兵团是新疆特有的一种现象、一种题材。因为目前我就读了您的两本小说,我不知道您后来的创作有没有更新过,除了兵团以外,还有没有写过新疆一些独特的其它方面的题材?

  董立勃:其它的题材写得不多,我的作品主要写的还是屯垦这一块。我觉得重要一点,还是我熟悉屯垦这方面的生活。另外,说到底,我还是与屯垦这些人有感情,这可能决定了我为什么主要写他们。其实,作家尽管写作很自由,但是有时候,当你真正投入到小说创作中的时候,你选择的空间并不是非常大。有些东西如果你不熟悉的话,的确是在创作上很难进入的。

  欧宁:让我们来谈谈您的文学方法,我在读您的《白豆》和《白麦》时,读起来就没办法放下,一定要把它读完。您的叙事节奏非常明快,语言很朴素。最有意思的是您经常使用一种对比、对称的方法。比如人物,胡铁和杨来顺的对比,白麦和白豆的对比。还有人物在一个事件发生之后的前后对比,都是一种很漂亮的对比和对称的结构。另外,您讲故事的技巧非常好,吊读者胃口吊得很厉害。您还经常用一个细节改变故事的走向。您的语言也非常独特,一看就是董立勃的语言。这种独门的文学技巧和写作方法传承自哪里呢?您的文学影响来自哪里呢?

  董立勃:我觉得,我的文学影响和中国很多作家受得的影响、熏陶,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所能看到的、所能接触到的作品其实都差不多。我觉得最早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很先锋的那种作家,对国外的现代派也非常有兴趣,而且模仿他们也写了不少不成熟的东西。但到了创作《白豆》时,我确实改变很大,我改变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过去我们的小说在表达的时候,更希望表达的是那种更多的、更复杂的情感,那种思想、象征、隐喻什么的,就是所谓现代派的很多东西,我们试图在小说中表现那些东西,但到了《白豆》的时候,我主要是想把我经历过的事情,用一种最好的方式讲给别人,让别人能被我的故事吸引,接受我给他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当时我在别的地方考虑得就不是很多了,我考虑最多的,就是小说如何写得好看一些。比较简单讲,如何尽量把小说写得更好看一些。让别人能看明白,让别人很容易能看进去,都是一些最朴实的原始的想法。

  欧宁:如果读者想要在您的作品里寻找一些文学的来源,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作家影响过您?

  董立勃:有,我觉得中国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沈从文。我在80年代初,当我第一次看到沈从文的作品时,我立刻就被吸引了。当时我在大学,没什么钱,但我把他所有书都买了,红皮的那种,三联书店出的。我特别喜欢他,他的语言对我影响应该说比较大。

  欧宁:国外的作家呢?

  董立勃:法国新小说派的那些作家,比如说杜拉斯;另外,像海明威,福克纳,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家。像法国新小说派那些作家,他们写小说那种客观、冷静,尽量把主观情绪隐藏在词语之后。我的小说尽管采用了中国小说的一种叙事方式,但在里面还是可以看出先锋、现代派小说对我的影响,比如说,小说场景中的不确定性,其中含义的不确定性,尽量客观地去提供一个画面,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其实这些对我还是都有很大的影响。

  欧宁:我在您的小说里面也看到,每一章节结束时,有点儿像章回小说,这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对您的影响吗?我觉得,您在这方面写得非常成功,您是在挑逗读者。

  董立勃:转承起合的那种上下带点儿提示、暗示,当然是希望别人有兴趣继续向下看。我觉得也不能说非常成功,只能说,文学表达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形式。只能说,我找到了一种适合表达我自己的方式,我喜欢的,我认为还比较好的一种表达方式。

  欧宁:您最近在写什么呢?

  董立勃:我最近没在写什么,尤其是长篇小说,已经很久没写了,最近写些中短篇小说,因为时间比较忙,另外也确实没有自己感觉非常好的,比如像创作《白豆》那样一种激情,或者那样一个故事,需要我去讲述的。

  欧宁:您是觉得今天的时代变化,没有像《白豆》里面50年代让您那么激情,那么有创作冲动?您现在写的作品会不会关注现今天的新疆现实?

  董立勃:我觉得也许是我自己的文学才能所限吧,我面对现在的生活,的确是也想努力一下,看能不能用长篇小说去做一种表达和描述,我的想法虽然很多,但总觉得想把它变成一部比较好的文学作品的时候,还是感觉到缺少创作的冲动,另外也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把握。

  欧宁:您怎么看建国以来新疆的当代文学创作?我在与新疆作家交流时,觉得他们有一种气质很独立,很自成一体。虽然他们远在边疆,但底气非常足,他们的作品品质也非常有力量,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内地主流城市的作品很不一样,好像只有这个地方才会自然生长出这样一种写作,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建国以来新疆当代文学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DNA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者用一段话来解释,您怎么评价建国以来新疆当代文学的成就和独特的文学性?

  董立勃:我觉得,新疆作家的成长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艰难的,就像新疆的自然环境一样,新疆的文学环境相对内地而言,不仅仅是不同,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新疆的自然环境很严酷,文学环境确实远离文化中心,文学毕竟是一种文化。新疆作家能够得到的滋养、帮助和支持,相对内地来说,一是比较少,二是比较难,所以一个新疆作家,要想写出来,能够得到一些认可时,一是你确实要有你的文学天分,你的文学的天生素质,二是你的文学表达,一定要有不同于其它地方作家的你的独特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新疆作家要么写不出来,他一旦写出来后,一定是能够在某些方面超过很多人很多人的,他才可能引起内地人对他的关注,或者说他的作品,才可能走出这么远的距离,到达读者面前。我觉得,新疆作家的群体数量,与内地比还是不够多,但确实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我想这也许是其中的某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新疆作家,他生存很困难,生存很不容易,所以一旦要生活下来,他必须有强大的,属于他生命的东西。我想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东西,每一个地方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一直比较反对一种说法:我们新疆有独特的一种文化优势。我一直不太同意优势说这一说法,因为我想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都可能生长出非常伟大的文学。在任何一种社会、自然形态中,都会有这个可能性。你绝对不能说,我这个土地有什么,因为我和你不一样,所以我有这样的优势。我个人认为,这个优势应该不成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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