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勃专访:日久他乡变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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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宁 欧宁:您的代表作《白豆》及其续篇《白麦》都写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是一个很典型的事物,我看您的小说要比看新疆屯垦史之类的研究生动多了,小说里面有很多生动的细节。您是在兵团出生长大的吗?您怎样看兵团屯垦制度,它对新疆有什么样的影响,您怎样评价这种制度? 董立勃:我应该算是在兵团出生长大的,因为我两岁的时候跟随父母从山东到新疆支边,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新疆没有别的地方。我想屯垦这种制度其实并不是我们共和国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汉朝时就开始有屯垦制度了,新疆屯垦只不过是这种历史的延续而已,不过它的规模、人数在屯垦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我想对于新疆这样辽阔的土地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边疆,边疆作为国土的一部分,它是需要有人守卫的。我觉得屯垦其实就是守卫边疆的一种形式,而且应该说,它确实也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 欧宁: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置,一方面是出于国防、国家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从您的小说看来,兵团其实很少打仗,经常从事生产。您觉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么多年来,对国防、国家安全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董立勃:我觉得对于国防、国家安全方面而言,其实只要兵团存在着,它这种力量,谁都不可以忽视它。不仅境外的对中国有什么野心的国家,包括国内的新疆的一些分裂势力,这种力量都是有很大的震慑作用。我想这种力量的存在,其实只要它存在着,就在发挥着作用。兵团平常所从事的事情与耕地的农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它的耕种方式更现代化一些,集体化、集体管理的力度更大一些。它的编制是国营农场、或者部队的那种编制,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兵团是半军事化的这样一个集体单位。虽然兵团做着农民的事情,但却与农民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欧宁:那兵团在经济生产层面上对新疆有什么样的影响? 董立勃:兵团在经济生产层面上,可以说一直对新疆现代农业起着一个引领的作用。在兵团存在的地方,周围也有一些农民和乡村,同样在一块土地上耕种,但由于兵团的机械化程度、科学种田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乡村,所以很多农民种地都是向兵团的农场学习。新疆农业的不断发展,比如说像棉花,现在能有这么大的规模,产量这么高,发挥主要作用的其实还是兵团。 欧宁:兵团也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聚落。您的小说对兵团这样一种聚落的特点写得特别好,比如说,在五十年代的时侯,基本上是没有老人的,都是年轻的解放军战士,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结婚,空间上出现一些特点,开始出现结了婚的人住在小房子里,没结婚的人集体住在大房子里。这非常有意思,这令我想起国家三线建设的时候,有些城市,因为当时跟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就把一些兵工厂、重要的生产基地搬到内地的山区里去,有意思的是,这些三线城市今天由于历史条件的转化,它们都开始在收缩,因为这种历史功能已经完成了,那么兵团这样一种聚落,它在今天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董立勃:我觉得最初设立兵团时赋予它的一种任务,或者一种性质,应该说在今天还没有本质的变化,作为国家赋予它的责任和使命,其实它仍然还在承担着。但它作为兵团这么一个群体,和最初设立时相比,无论是存在的形式,还是存在的内容上,都有一些变化。最早的那一批垦荒者、开拓者、屯垦者,现在都成老人了,而且他们过着一般退休老人的生活。他们的第二代人,就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成为了屯垦的主力。兵团的第三代人,现在应该是二、三十岁左右的人,他们正在成为兵团建设的主体,我觉得今天的兵团与最初的兵团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现在的兵团越来越更像一个社会,一个小社会。我个人觉得,已经与平常我们所说的县、乡、镇,从生活上而言,差别已经不是非常大了。 欧宁:我采访刘亮程[微博]时,我问过他关于城乡冲突在新疆的问题,例如北疆的牧区是不是受到城市化的影响。他说,其实对牧业影响最大的是农业,他也提到兵团的影响,刚才您也说了,兵团现代农业的方式对新疆当地农业发展的影响,那实际上在今天,整个中国都在推行城市化,新疆也不例外。兵团土地的管理权属于兵团,那在城市化过程中,这些地会不会被拿来做房地产开发什么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董立勃:我觉得没有一成不变的社会形态或者自然形态,社会的这种变化,它是一定的。比如说城镇化建设,从人类宏观的角度而言,并不是一个新疆问题,可能是个世界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人都在走向城镇。其实对多数人来讲,他们还是向往城镇生活的,所以说,过去的那种自然形态,我觉得必然要发生一些变化,而且现代社会与原始的自然形态是有冲突的,这种冲突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有知识的人,看到这种自然形态的变化后,可能会非常怀念那种原生态的、淳朴的、质朴的那种美,但作为生活在那样自然形态下的人,他们其实也希望生活也发生一些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个矛盾,这个矛盾可能会永远都存在吧。新疆一定会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说能改变就改变得了的。 欧宁:实际上,兵团也在参与新疆的城市化过程。 董立勃:我觉得,兵团在这方面其实更快,因为它很集中。所有到兵团的人,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原始的、古老的村庄,他没有。他可以把任何地方都当成自己的家,那么他当然希望他的家在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里面了。所以现在在兵团这些地方,城镇化建设速度应该更快,取得的成果也更大一些。 欧宁:您在小说中,特别是《白豆》和《白麦》两部长篇中,刻划了非常生动的山东女性形象,白豆、白麦这两个人物非常有个性,而且很有山东特点。您跟随您父母从山东过来,对于您的父辈来讲,可以说是“日久他乡变故乡”;今天,您跟山东跟您的故乡是怎样的关系?您对新疆有故乡认同感吗? 董立勃:我说一句心里话,在我心目中,其实你要说到故乡这两个字,我还是想到我小时候生活的兵团农场的那么一个连队,不大的一块儿戈壁滩。其实在我成人的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我的生活范围没有超过方圆100公里吧。对山东的概念只是在我父母的言谈中,包括他们的口音中,我能感受得到,包括山东人的生活习惯,我都有。但是作为故乡这个概念,我肯定认同的是新疆,我生活过的那块土地吧。 欧宁:也就是下野地,您文学世界里面的“下野地”,对吧? 董立勃:对,下野地确实是我一直生活的那块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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