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民诗集《炊烟与玫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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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民的诗集《炊烟与玫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型。诗集以大巴山乡土为底色，以个体生命经验为内核，构建了重庆东北部的文学地理标识，以及融合疼痛与诗意的精神图景。其对底层经验的忠实记录、对乡土美学的深耕，使其成为重庆多元诗歌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诗人扎根城口乡村，用“荒废抒情，偏爱叙事”的笔法 ，将二嫂、父亲、大哥等亲人的苦难与坚韧凝练成“骨头连筋”的集体记忆。如《当家裤子》中“二嫂蓝”的补丁，既是贫困的印记，更成为生命突围的象征 ；《还是春天》里白血病 染红的床单，则以牡丹般壮烈的意象，将个体悲剧升华为对生命尊严的叩问 。这种“疼痛的诗意”被评论家冉仲景称为“郭杜甫式”的悲悯 ，唐力则盛赞其“从生活细节中提炼出惊心动魄的生命本真” 。通过《村口》《独活》等诗作，诗人让炊烟与玫瑰在乡土语境中达成和解——前者是生存的粗粝，后者是超越苦难的精神绽放。长诗《任河，我血脉的底色》是子民扎根地域、饱含深情的力作，以诗性的语言和宏阔的视野，完成了对一条母亲河的生命礼赞与文化寻根，兼具乡土情怀的醇厚与生命哲思的锐度 。正如李元胜所言，这些诗“拼合出完整的大巴山” 。
子民的写作，朴素、诚实、沉重，像是入世很深的修行，涌上笔端的全是人生的无限悲欢，读之令人心生感慨。我常陶醉于大巴山的自然之美，感谢子民，为我和读者朋友们提供了大巴山的另一个侧面：世世代代生存于此的人们独特而复杂的经验，它们必须拼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看到完整的的大巴山。 ——李元胜 一个人的名字，会直接签署他的命运，子民亦不例外。 由是，不论割草搂柴，喝酒打架，甚至耍女朋友，他有且只有从泥土出发，以百姓的视角和黎庶的方式，去观望，去打量，去揣摩，去体察，去傻整或者蛮搞，去深入而后浅出。以至于他为诗，也能且只能匍匐于地，摒弃飞天玄火的想象，抛却头晕目眩的词藻，紧紧抱住朴，牢牢守住拙，写牵他肠挂他肚的大巴山、大巴山里的村庄以及村庄里的亲人们。山水险峻，生活艰辛，命若琴弦，他不得不荒废抒情，偏爱叙事。有时，他的词尖锐如针，常常挑拨细节，让故事渗出血珠。有时，他的句沉如铁锤，猛地擂击心肺，令人疼痛到哑声。有时，他的诗就是一根牵来扯去的藤，顺藤摸到的，不是瓜，是乡村的眼泪，是乡村的心跳，是乡村那些鲜活且卑微的生命。 情怀悲悯，诗风沉郁。子民姓郭，我叫他郭杜甫。 ——冉仲景 子民的诗是真情之诗，真情是他写作的灵魂，是他语言的基础。他的诗从生活中来，思想朴素而真切，情感诚挚而醇厚，他以情行文，语言简约而生动，故能打动人心；子民的诗是疼痛之诗，生存的艰辛与困窘，人生的苦涩与悲哀，像针尖一样，刺痛我们；子民的诗是生命之诗，惊心动魄的瞬间，饱满凝重的细节，真实感人的叙述，呈现出生命的本真状态，让我们在惊讶与震动中，去领悟生命的真谛。 ——唐 力 子民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对诗歌总是保持着谦逊和虔诚，在众多的场合，他总是那个认真的倾听者，内心的实践者。地域和日常是他诗歌不竭的资源，他主张“空间地域”与“心理时长”的交融，在地方视域中释放出“时代本相”。他对日常和无“诗意”场景的关注和重新发现，获得了自己的生存语境，形成了日常之外的精神意象和地方视域。 ——姚彬 子民的诗就是他苦难的人生轨迹，是诗人无一回避的诗性叙述，也是他得以自由发挥的精神救赎。“二嫂”是一个传承母性光辉的精神形象，在这组诗歌中，诗人以拙朴、自然和细腻的笔触呈现过往的艰涩生活，从细小见大义，从情感见诚挚，从平凡见伟卓，一位坚强、勤劳和朴素的“二嫂”是如此令人肃然起敬。诗人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曲线揭示时代逼仄，无疑生活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底层劳动者，反而用勤勉的品质与精神用心经营着传统的良善和巨大的悲悯，在他们身上，以及文本本真的审美，我们看见诗人内心的闪亮，思想的清正，以及人性更为淳朴和柔软的东西。 ——陈啊妮
个体经验的诗意表达 吴向阳 在最新诗集《炊烟与玫瑰》（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12月）的后记中，郭子民说他“坚信自己的写作方向和方式是对的”，我坚信他的坚信是对的。诗集中有《紫花地丁》一诗，就是郭子民的自况：“紫花地丁稳定了自己的心态/不争不抢/就在林子边缘/在别人瞧不上的瘦地/兀自举起一束紫色的小花……/像极了圈子边缘的小诗人/在被人瞧不上的地块/酸溜溜地活”。他是林子边缘的野花，是圈子边的诗人。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基于这样的定位，他为自己选定的写作方向和方式，是在“炊烟”中看到“玫瑰”，是赋予庸常的个体经验以诗意的表达。这让我们想到毛姆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他在六便士的人间，看到了月亮在指路。在《松针》一诗中，我们看到了郭子民的“月亮”：松针的体内储蓄着成吨的月色，它必将点亮整座森林。 诗人需要基于自己的个体经验写作，“炊烟”代表的乡村生活就是郭子民的个体经验。叶赛宁被称为俄罗斯最后一个乡村诗人，其实他在乡村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就是童年到少年的十多年时间，但乡村生活构成了他一生写作的底色。诗人韩东有一首诗叫作《温柔的部分》，他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韩东认为童年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农村的日子是他性格的底色。当然，韩东不是乡村诗人，他的写作题材和处理方式一点都不乡村。但郭子民是很乡村的，他有比叶赛宁和韩东更长的乡村生活，乡村生活是他写作的底色、性格的底色，也是他看待万物的出发点。即使处理“高压线”这样的工业题材，他的视角也很“乡村”：“能泰然置身于高压线之上的/除了麻雀/还有在矿洞里打牌、喝酒/讲段子的乡亲”。《高压线）“为我的村子写一页历史”，这是他在《躲在历史背后的村子》一诗中的表白，这也是他在后记中所坚信的“对的”的写作方向。 我们有理由相信，朝这个方向写下去，郭子民会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乡村诗人——甚至，最后一个乡村诗人，如叶赛宁之于俄罗斯。 其实，有乡村经验的诗人不在少数——至少我们这一代诗人是这样，我们之后就难说了——我们这一代诗人中，写乡村题材，写乡情，写贫穷，写苦难，很多见。如何对这些日常经验进行诗歌处理，这才是考验诗人功夫的地方。 郭子民对日常经验的处理方式，有其独特的地方。我想把郭子民的诗称为“新叙事诗”。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叙事传统，我们读到的《诗经》中的诗，大多数是有小场景、讲小故事的小叙事诗，到后来汉代的《孔雀东南飞》、南北朝的《木兰辞》，一直到唐宋的众多诗作，场景从小到大，故事从小到大。叙事与抒情，是中国诗歌并存的两大源流。传统的叙事诗，有四言、五言、七言的格式，有押韵的要求，这些外在规定性给读者带来的自然是阅读诗歌的审美期待。没有了传统诗歌的外在形式，郭子民的“新叙事诗”的“诗”，是如何呈现的呢？我认为是他对细节的把控。以《二嫂》这组诗为例——这是郭子民的代表着，能有代表作是一个诗人的幸运——“两个幼儿，两个师范生，五口之家/压在一个女人的肩上，押在几亩薄田里/大米、腊肉、茶叶、都成了学费/豌豆胡豆成了主食”，这些写实的生活细节，经过后面一句“那些春天，经得起赞美”的编织，就像散乱的珠子找到了秩序，在平淡的叙事中，平静地表达了诗的情绪。在《父亲的遗像》这组诗中，父亲制作杉木板给儿女做作业本，然后，用“刨叶刀从作业面上轻轻掠过/木花翻卷，分数超度/为我们翻开新的一页”，这些鲜活的细节，非郭子民不能拥有，非郭子民不能写。 当准确的细节被放置在正确的位置，诗意就产生了，这是郭子民诗歌引人瞩目的特点。 郭子民的众多诗作中，有一首是比较特别的，是他写的少见的情诗——《写给我的女人》：“亲爱的/在我白头之前/在我老掉牙之前/在我能身体力行之前/好好爱你//亲爱的/在你白头之后/在你老掉牙之后/在不不能身体力行之后/好好爱你”。这首诗简单直接，是他少见的直抒胸臆的作品。我从中看到的，是他对所爱之人的像对村子、对土地一样固执的爱，这在根子里，与他乡村诗人的根性是互证的。 郭子民的诗，是从大山的坡地上生长出的诗，它健康，粗野，耐看，它其实不在意观看者，它只负责生长。 （吴向阳，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重庆新诗学会顾问，沙坪坝区作家协会顾问 沙坪坝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此文首发于《重庆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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