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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四十七士

2020-11-26 08:3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张承志 阅读

张承志

几乎在最初接触日本时,就听说了这个传说。但真的要靠近它时,又觉得它对我们,是那么艰涩。

外国人和日本小孩一样,兴趣盎然,兴致勃勃,喜欢讨论、渲染、琢磨它的每个细节,但感受和道理,都不易说清。中国人尤其一边觉得其中的古典似近又远;一边心情沉重,因为它和中国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

以前,我始终也没有余裕——从正面观察或赏味日本的古典。

谁知奢侈的夙愿,竟在阔别后实现。十数年后的深秋,踏着鲜艳的红叶,我在半个日本,居然把四十七士的地点巡游一过。

在日本追寻"四十七士"的轨迹,这事对于一个中国人,有一点像是阑入又似升华的、说不清的滋味。

(一) 赤穗城

赤穗城,在日本星罗棋布的"城"中,只算是一个小城。不只是面积,它比不了许多城那么形势险峻,或者座落形胜之地。只有心静下来仔细参观,才明白这里的平缓海滩,给了赤穗以制盐之利。这是一个理财有术的小国,虽然小,却有独特的富裕。

从火车刚刚下来,视野里一下就充满了四十七士的广告、宣传画、和各式商品的招牌。我莫名地兴奋起来。

一个本地的小学女教师领我们参观。

她领我们不是直奔城堡,而是先去了两座庙:永应寺和花岳寺。那里有大石内藏助的亲笔遗墨:他把一口铸钟献呈给这座寺庙,处理后事另有雄图的语气含而不露。那里有某书家给堀部安兵衛的别诗:"结发为奇士,前金那足言。离别情无尽,胆心一剑存"。一株忠义樱,一棵不忠柳,还有一柄据说大石内藏助用它最后结果了仇敌性命的、九寸五分长的匕首。

他们在离开故里前赴江户之前,处理了不少物品,安排了许多后事。故乡人当时懵懂不知,现在感激涕零,到处都展示着夸张而自豪的遗物。

然后又去了大石神社。如一通经幢的方石碑上,刻着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伯爵的手迹,行草潇洒,抄写着明治天皇褒赏四十七士的辞令。不用说,对赤穗义士的特意颁诏,是取代了幕府的明治新朝,对国蒙屈辱、人有遗恨的赤穗士民的笼络。但它的措词,却是对四十七士行为的最官方解释:

……固执主从之义,复仇死于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奋兴起

(《忠臣藏》P. 211,松岛荣一著,岩波新书,1961年)

四十七士事迹的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播州赤穗藩(在京都以西不远)的大名(领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在他轮值江户城的招待官役的时候,一次在迎接天皇使节的仪式之前,在幕府中央驻地江户城内松之廊下,与一名老年权臣吉良上野义央发生冲突。其原因至今未能究明。浅野在盛怒之下,拔刀伤了吉良。这就是严重违纪的"江户城刃伤事件"。

此事震怒了当时将军德川纲吉。他不容宽恕,命令浅野即日切腹、并罚浅野家从兹"断绝"。这就是说:赤穗藩的名号封地一律撤销、赤穗城向幕府开门缴城、大名浅野家削为布衣。做为藩士的三百余名赤穗武士,随之失去俸禄和地位,沦为"浪人"。

浅野欲辩无辞,时不他待,当日便急急剖腹自决了。

消息传到赤穗藩。

震惊的赤穗藩士们,无法接受突兀的祸从天降。随着事实的弄清,抗拒的思路形成了。这一思路,是后日他们决意和行动的注解,也是四十七士事件后来脍炙人口的原因。

他们认为:既然在江户城松之廊下发生的刃伤事件是两人纠纷导致,那么按照"喧哗两成败"(各打五十大板)的惯例,应该是吉良和长野两人均遭处罚。一人逍遥法外、一人即日切腹——这是幕府处理的不公正。而且,这不公正太过份,已经无法容忍。

至于招惹主公怒极失态、禁地拔刀、导致刃伤的吉良,他乃是这场巨大灾难的祸首、是不可饶恕的仇敌。

一场造反开始酝酿。赤穗武士决心以传统的"仇討"形式,向仇人吉良复仇。并且用这一手段冒犯"法度",打击不公正处理刃伤事件的幕府官员。

决意变成一个冷静的计划。它在策划、运行、圆满的过程中,几乎变成了艺术。已失去藩士名分、变成浪人的他们,恭顺地献出城堡、放弃职俸、四散飘零。没有一个武士抗议,没有一件摩擦发生,一个藩国消失了。

但是,一批藩士在首席家老(藩国主官)大石内藏助良雄的率领下,盟誓立约,决心复仇。经过了一年另八个月的潜伏、忍耐、调达、待机,元禄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在一个落雪的黎明之前,义士们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格斗中打败了吉良的侍从(斩杀十六名,伤二十或二十三名),从柴炭屋搜出吉良本人,并处死了他。然后,他们割下吉良的首级,离开一片狼藉的官邸,嚓嚓踏着清晨的积雪,跨过江户的两国桥(有未跨此桥说),向埋葬着主公浅野的泉岳寺,班师回兵。

他们从泉岳寺的水井里,汲水洗了吉良首级,然后把它祭于屈死的浅野墓前。已经派人向江户官府自首,这一场讨仇报主、洗净屈辱、维护士道的快举,至此结束了。以后无非是幕府的裁定、个人的生死,恰恰他们四十七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官府的命令,在拖延了数月之后下达了:切腹。被关押在四处大名宅邸的武士们,逐一静静剖腹,结束了一己人生。他们死后被葬在主公浅野身边,泉岳寺,从此成了日本最出名的寺院。

同时,在赤穗,从此以后无藩胜有藩——由于这一事件,赤穗几乎成了日本最有名的藩国。直至今日,赤穗的唯一光荣就是四十七士;赤穗最有名的产业和文化,也是浅野时代开创的、赤穗藩的海盐煮造。

但是,原来的质疑,并没有得到答案。"快举"的背后,"理屈"(道理)不仅没有捋顺,而且日益暧昧不清。

四十七士行为依据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忠君?

这是最表层的、也是最便利的一个说法。而且这个例子似乎为中国古典的"忠"的概念提供了一次最狭义的阐明。岳飞精忠报国的"忠",与他们对比已然逸出了范畴,而且与"孝"成为"忠孝"一组。四十七士的概念却强调:忠经常限定于针对领袖,明治的褒赏令,释忠为"主仆之义"。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复述四十七士故事时,口吻和感觉都很不相同。

美国人本尼迪克特所著《菊与刀》,是作者在下列条件下写成的:目的是为军方提出日本可能投降与否的战略估计、著者从来没去过日本、只靠对全体被美国拘禁的美籍日本人进行调查获得资料。

她对四十七士的叙述,反复使用了一个日本文化概念"义理"(ぎり、義理),并以之替代所有"忠、义、信、仁、行"等浸透日本精神的中国古典思想。她的这一概念,再从英文回译成中文时,几乎又都译成了"情义"(《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这样出现了多种简单化。

"义理"就是"忠"和"义"吗?显然不是。这种解释该驳正么?谁若有意也不妨。只是驳正会很麻烦;就像"义理、情义",纠缠不清一样。

而中国人,面对这个义士挺身的故事——

陈腐的封建思想!精英们随手就是一棒子。

咀嚼着四十七士事迹,再听这样的批判只觉轻薄。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做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在凛冽的精神面前,对旧道德的讨伐踌躇了。何谓忠的愚贤?况且今日,破除东方的愚忠,往往是无行的右翼精英宣誓效忠西方帝国主义时的见面礼。若李志绥对毛泽东知遇的背叛,以赤穗义士的道理来看,不过是无耻小人的"卖主求荣"。

赤穗义士的故事如有魔力,使人甩开枯燥干巴的理性,矄矄然跑向纷纷雪落的桥头,不惜当一回他们的同伙。是的,宁肯欣赏封建,也不愿迎接一种歪理独霸的新世纪。何况今天,东方古典已在被轻蔑的尽头复苏、西方却愈来愈露出狰狞本相,人们终于开始质疑——对西方的愚忠、对资本的迷信。

在日本一步步脱亚入欧的进程中,一方面,如明治褒赏四十七士所象征的、企图让忠君思想直接转化为忠于天皇;另一方面,也有明治的政治家,以法治思想批判赤穗义士,企图更新日本精神。

福泽谕吉在《劝学》六编中说:

"世唱赤穗义士,岂非大误耶。……假若一人不惧杀身,代为出诉,随被杀而随上诉,诉四十七人之家臣理、以致失命殆尽,则如何恶政府亦必伏其理,对上野介加刑以正裁判。如斯始可称真义士。倘不知此理,身居国民地位,不顾国法之重而妄杀上野介,则可曰误国民职分、犯政府之权、私裁人之罪。……其形似美,其实于世无益。……"

(《忠臣藏》P. 212)

福泽谕吉的煌煌法论,读来如一纸奴才令。若在殖民地的韩国支那,奴才们哪怕"随被杀而随上诉"直至遍地脑壳仍哀诉不止,是否能换来他取消侵略"亚细亚恶友"的理论呢?

法治若是公正,世间就不会传颂水泊梁山。所以,在日本的街头巷尾茶围酒肆,对四十七士喜爱不已的商人町民,不理睬价值的清谈。他们觉得"讨入"吉良邸的行为,实在是太过痛快,于是用"快举"一语称谓事件。他们坚持事件的另一面:政府处理不公、和吉良乃是个腐化分子的一面,津津乐道于此案的翦暴安良性质。

显然,较之持法治论眼光的精英们,普通人更看重社会公正。在他们看来,吉良擅权行恶,乃是天下痼疾。他们渴盼义士出世,快刀乱麻,砍它个大快人心。这种道德分析,与明治敕语或福泽谕吉不同。他们激烈地偏袒义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颂为直面社会不公和个人牺牲的矛盾,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撼动天下的英雄。

这一观念的形成,意义极为重大。因为,随着对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种做人的约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承诺——逐渐成形健全。它虽然只是"半身"造反,但更是全心赴死。在一个正在孕育聚合的民族胚胎上,它注入了烈性的精神。

从此,在这个民族的母体中,凡事关民族国家,不用说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很难看到如李志绥那样卑鄙下流的政治背叛,很难看到如张爱玲那种隔岸观火的自私写作。

那些因一己得失不惜毁伤民族、以投身敌人裤裆为人生小康、放肆诅咒包括知遇自己的"主公"、当然更信誓旦旦与革命为敌的中国人——被四十七士的光芒照射得无地自容。

每当夜空划过激进叛逆的彗星,他们就心慌意乱。因为不仅他们的妥协、苟活、唯经济和唯科学的价值观;包括他们龌龊的存在方式,都被那白炽、尊严的闪光照射得黯然失色。他们赶快潜伏爪牙、做低姿态、一声也不反驳,等着侏儒的潮汐再次涌涨,等着糜烂的风气卷土重来。

夜宿赤穗的旅馆,视野中是光点粼粼的濑户内海。我费力地眺望,想看见著名的明石跨海大桥。其实,此地不是一处天险。河流的冲积扇左右开阔,汇入了平滑的内海。平坦的土地上,筑起了一座大概是单层的赤穗城。

车站上大幅贴着广告,居中是一幅描写义士们悲愿已遂、"清晨踏雪两国桥"的壁画。在这座城市,叫做"赤穗义士祭"的节日,每年都在12月14日举行。我预定12月16日从东京回国,怎么也不能留下观看了。

倒是参观博物馆看到的盐田模型,教人有所新知。想必我国苏北、或者干泻滩涂可供导引海水的海滨,都是用这种办法熬盐。

在高仓健主演大石内藏助的电影《四十七人的刺客》中,决定舍身讨仇以后,大石派一个年轻武士去大阪商号,清算了所有的盐帐。用这笔钱,衣食无着的武士,每人分银九十两。赤穗藩因海盐而富庶,有一说就认为:老贼吉良挑衅年轻的浅野、幕府蓄意翦削赤穗藩,都是为了争夺盐利。

(二)忠臣藏

几乎与四十七士在被寄押的四大名府邸、义无反顾地逐名切腹同时,次年已经有一齣戏剧模样的演艺,在江户出现。它题名《曙曾我夜讨》,假托曾我兄弟的复仇故事,由江户的剧团中村座上演。三天后此戏被禁;显然,是由于警惕町民对赤穗事件的兴奋。

四年后,1706年(宝永3年),事件已彻底安静。大阪的竹本座演出了净琉璃(三弦伴奏的说唱木偶剧)《棋盘太平记》,开了以虚构假名替代真事的表现手法的滥觞。从此,以净琉璃和歌舞伎(集歌、舞、艺人于一台的日本近代演剧)为形式的义士主题,便一演再演、由三而四、渐近至百、长演不衰。1708年京都的《福引闰正月》、1710年大阪庄松座的《鬼鹿毛武藏镫》、还有很多很多。赤穗义士的题材,一时间风靡了整个关西(京都大阪一带)。

以后,大概因为义士的数目是四十七——后来的艺术形式多取日文字母表(所谓いろは、伊吕波、以吕波,是不同于常见日文假名表的、另一套有四十七个字母的古字母表),或者箭矢的数目(大矢数四十七本),我无暇进一步细察,估计是把义士们逐个叙说,是则自有浓厚的说唱味。

大约自1732年起,戏牌子上出现了"忠臣"一语。它喻示着一种评判的稳定,以及一种主题和套路的成形。

此后不胜枚举——《忠臣金短册》、《忠臣いろは军谈》、《忠臣いろは夜讨》、《忠臣以吕波文字》,不一而足。

就这样,内容催促着形式,一种艺术愈趋洗练。终于在1748(宽延元)年,四十七人之一、唯一的残存者寺坂吉右卫门,以八十三岁高龄静逝。因他的身份乃低于武士的"足轻"(足軽)、主谋者大石判断他会在事后被从轻发落,因而命他逃生、并传递"仇讨"成功、"本怀"已遂的信息。他的逝去,标志着事件确已落幕,而舞台的幕布,随之就要揭开了。

次年,即四十六人切腹后的第四十七年,大阪的竹本座公演了《假名手本忠臣藏》。从此以后,有两件大事进入了日本艺术史:一是"忠臣藏"一语成了一切描写赤穗四十七士及其"仇讨"的、艺术作品的代名词;二是一齣名为《假名手本忠臣藏》的戏——或是以木偶"人形净琉璃"的形式、或是真人出演的"歌舞伎",将从此进入日本人的生活。它的名气和"人气"超乎想象,以致于演艺界人云"京阪歌舞伎,无一不演义士复仇"。就这样,二百多年,久演不衰,直到今日,再至明天。

除了歌舞伎这"最民族的"形式外,随着日本近代的开幕,《忠臣藏》也随着电影闪烁于银幕。据日本评论家四方田犬彦的论文,《忠臣藏》的拍摄,仅在明治时代,12年里就拍了19种;大正时代一共拍了34种、昭和年代在战前战中拍摄11种,战后至1978年就已拍11种——即使不算描写著名义士的约60种外传片,日本总计拍摄了135种《忠臣藏》电影。1978年以后,至少我看过一部高仓健主演的《四十七个刺客》(市川崑导演、东宝1994年出品),它是在事件发生300周年时拍摄的,广告声称

"忠臣藏题材至此终结"。其实,2006年我再访日本时,电视里还热播着一部忠臣藏连续剧。

我仅看过的两种,也许是有代表性的两种。除了高仓健主演、市川崑导演的新作外,另一种是1941年沟口健二在战争中拍摄的、前后篇两部、共3小时43分钟的巨片《元禄忠臣藏》。

沟口健二是最早获西方认可的大导演。只不过,此片和名作家太宰治描写鲁迅的小说《惜别》一样,都是著名艺术家主动配合战争宣传的作业。他们都一再声明,自己的选择并非为政治强求;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语言,不仅能达到国策宣传的目标、并能使文艺的目标达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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