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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避恐惧,也不回避狂喜|专访扎加耶夫斯基

2020-11-25 08:33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张进 阅读

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位于当下世界最重要诗人的行列。

虽然他一向被看好,但已基本失去获得诺奖的机会,毕竟,就在去年,波兰已经领取了它的份额。此次采访本想就诺奖问题提问,想到扎加耶夫斯基可能给出的答复,便打消了念头。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1945— )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波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诗人和主要理论阐述者。主要著作有诗集《无止境》、随笔集《另一种美》《捍卫热情》等。曾获特朗斯特罗姆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格里芬诗歌奖终身成就奖、阿斯图里亚斯公主文学奖等多项权威大奖。

在诗之记忆中,扎加耶夫斯基接纳世界的整体图景,明亮的,或黑暗的,恐惧的,或狂喜的。扎加耶夫斯基曾写诗纪念一九四四年生于德国的作家W.G.塞巴尔德——两人几乎同龄,因此承担着部分共同命运——一个同样迷恋(或说纠缠)于记忆与历史的出色小说家,在他对塞巴尔德的赞誉中,我们也辨认出扎加耶夫斯基更成熟、更超然的存在姿态。诗的名字叫《我们的世界》,前半部分如下:

我从未见过他,我只知道他的书和一些奇怪的照片,仿佛自二手商店买来,而人类的命运也如二手发现,一个声音静静地叙述,一次凝视看到那么多,一次凝视转过头来,不回避恐惧也不回避狂喜

在恐惧与狂喜之间,我们的生命如钟摆摆荡,对两端的不回避,体现出扎加耶夫斯基对生命存在无限接受的阔大。

采写|张进

扎加耶夫斯基生于一九四五年,一个特殊的年份。因战后各方政治势力对领土的重新划分,他被迫在四个月大时随家人离开出生地利沃夫(原属波兰,今属乌克兰),迁往格里威策,一个被诗人称为“丑陋的工业城市”的地方。十八岁时扎加耶夫斯基去到波兰文化中心克拉科夫,在那里学习哲学和心理学、写诗、投身“新浪潮”诗歌运动,成为该运动理论的主要阐述者和代表性人物。一九八二年,因波兰颁布戒严法,扎加耶夫斯基自我流放到巴黎,开始了流亡之路,并于二〇〇二年回到克拉科夫定居至今。

东欧的共同历史轨迹深刻影响着东欧作家群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纳粹占领和威权统治”,让他们的诗歌和小说不得不去应对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控制和毁灭性灾难,强调智识、价值与思想。扎加耶夫斯基是这一优秀群体——米沃什、赫贝特、哈维尔、昆德拉、伊凡·克里玛、伊斯梅尔·卡达莱等等——中的一员,年轻时被视为“政治诗人”,就像他诗歌上的“父亲”米沃什和赫贝特一样,他们同是伟大的政治诗人,尽管这只是他们诗人身份中的一小部分,但在他们的具体语境中不可或缺。

(左起)斯特兰德、布罗茨基、扎加耶夫斯基和沃尔科特

(左起)斯特兰德、布罗茨基、扎加耶夫斯基和沃尔科特

年轻时,对自由言说的渴求,以及对舌头的管辖的讽刺是明确、强烈又克制的,扎加耶夫斯基早期的《舌》这样写道:

被关在一只白色的笼子里
每当最轻微的风拂过
它都想逃走
在说出几个字母之后被俘
它在波兰语中的溃逃
受到最宽大的处理
即便如此口腔的残忍
也难以形容
在面部的禁猎区
舌是最后的动物

在此,“舌”同时隐喻着“词语”和写诗这一行为本身,而“白色的笼子”终是无法剥夺所有词语和诗,无法辖制对“逃走”的欲求,因为“动物”本质上的凶猛,拒绝被驯服。

在随笔《理性与玫瑰》中,扎加耶夫斯基这样勾勒米沃什的诗歌道路:

“在早年,他深情的低语述说着世界的秘密和大火;在成熟期,他观察、赞美、批评现实的世界,历史和自然的世界;进入生命的晚期,他越来越多地忠实于记忆的要求,无论个人还是超个人的记忆。”

回顾扎加耶夫斯基的中译本诗集,从诗选《无止境》到诗集《无形之手》和《永恒的敌人》,上述对米沃什诗歌道路的描画,同样适用于扎加耶夫斯基自己。写作视阈从政治的“笼子”中探出身,进入更广阔的外在与内在。但不可忽视的是,历史的重负已早早被诗人扛在肩上,“进入我的生活和意识”,这些历史的回音时时在扎加耶夫斯基各个时期的诗歌中响起,只是语调更趋平缓、温和,如记忆的淡黄色调。

记忆在扎加耶夫斯基诗中的比重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这也正如他在本次采访中形容自己从“政治诗人”走向更广大写作领域时的状态:“成熟就是一切。”记忆因素的增多并不仅仅喻示着岁月的流逝或经验的累积,它同时是一种成熟,一种接纳“个人与超个人记忆”的能力,一种无限制的心灵与视野。

谢默斯·希尼说,“米沃什的作品暗示出,文化记忆对人类的尊严和生存是必要的。”扎加耶夫斯基则在采访中说,“记忆是一切诗歌的基础。”

01

我读外国诗人写的,
关于波兰的诗。德国人和俄国人
不仅仅有枪,也有
墨水,钢笔,一些心肠,和大量的
想象力。

——《关于波兰的诗》(节选)

新京报:辗转各地之后,你于2002年回到波兰,定居克拉科夫。你目前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有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吗?

扎加耶夫斯基:我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非常私人。我和妻子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想就我的工作拍出一部有趣的电影是不可能的:坐在椅子上,读很多的书,听听音乐,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头以写诗或散文——这些事情,如果被一架摄影机所观看,简直可以说是无聊的。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克拉科夫这座城市作为定居之所?包括米沃什在内的一些作家后来都定居于此,对于波兰作家,这个城市有着怎样特殊的吸引力?

扎加耶夫斯基:你一定记得,克拉科夫是我上大学的地方。我十八岁来到这里,并在雅盖隆大学学习。对我来说,在外漂泊多年后回到克拉科夫是明显的选择,而不是去华沙或者其他任何城市。这里住着我的大多数朋友,我也许需要独处的时间,但同样需要朋友。

新京报:波兰是个诗歌大国,出了多位杰出诗人,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波兰如此强大的诗歌传统?

扎加耶夫斯基:关于这一问题,没有好答案,至少我无法给出一个有力的回答。有时我想,二战之后波兰陷入绝望的境地——首都华沙沦为废墟,波兰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可)矛盾的是,这引发了人们对此类困境带有强烈诗意的回应。雪莱称诗人为“世界的立法者”,因此我父辈的一些诗人成了这个国家的“立法者”。

02

隆隆作响的货车和喝醉军官的叫喊
在夜里吵醒我们,二十一岁的
士兵们,渴望着血,深信
真正的战争在迫近。

——《二十一岁的士兵们》(节选)

新京报:1982年,出于各种原因你离开了“营房般阴沉”的波兰,移居巴黎。这次巨大的人生变动对你的生活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扎加耶夫斯基:这一变动是艰难的,也让我摆脱了束缚。我因此置身于一个全新的环境。我在我的国家并不“著名”,但在波兰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巴黎,没有人在乎这些。被忽视的好处是,它可以给你带来某种特殊的自由。突然间,我再次变得年轻,我可以享受“新起点”式的幻觉。

新京报:你年轻时被视为一个“政治诗人”,一个愤怒的青年。促使你从“政治诗人”向更广阔、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迈进的,有哪些原因?

扎加耶夫斯基:我想这是走向成熟的一个自然的进程,像莎士比亚说的,“成熟就是一切”(注:出自莎剧《李尔王》)。当你年轻时——如果你是位写作者,一个诗人,或艺术家——你读很多书,阅读重要的作品,对它们进行反思,这让你成长。我认为自己年轻时作出的政治承诺是好的,也许可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可以永远支撑我的东西。

新京报: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一首诗的念头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在随笔中谈到写诗,多次用到“狂喜”这个词,写作过程中你总能感受到狂喜吗?

扎加耶夫斯基:写诗的念头可能出现在火车上,飞机上(曾有一位机敏的批评家写了一篇关于我诗中交通工具的文章),可能出现在花园中或听音乐的时刻。这些念头是一首诗的种子,一颗需要生发的种子——就像在先前的技术时代中需要二次处理的胶卷底片。

狂喜时有出现,并且强度不同,但某种精神流动的加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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