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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张莉谈女性写作:希望看到真正反映当下女性生存现状的作品

2020-10-23 08:51 来源:凤凰网文化 阅读

10月16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文化中心主任、著名学者戴锦华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一书的作者张莉,围绕现代女性写作的诸多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活动由《十月》杂志副主编、青年评论家季亚娅主持。

成为女学生:还原一代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是张莉的博士论文,这本书深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戴锦华与孟悦合著)的影响,张莉坦言这是一部致敬之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影响了我对张爱玲、萧红、丁玲等现代女作家的重新理解,当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非常震惊,同时很好奇,这些作家是怎么成长为作家的?后来慢慢注意到这些女作家都是当时的女大学生,也就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代女大学生。于是我产生新的疑问,这些女孩们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她们在考上大学之前经历了什么?她们在成为女作家的路上遇到了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张莉决定从发生学的意义上重新考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文学现场,从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中寻求答案。为此,她花了很多“笨功夫”去查大量的史料。通过史料,她触及到了一页页鲜活的中国现代妇女的生成史。

“旧式的女学生会被要求做贤妻良母,但是五四以后,尤其1911年以后,会告诉你要做一个女国民,你不属于家庭,你是女国民,你身上肩负重任。女学校里设计的科目,一开始有家政,后来没有了,增加了物理、化学。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整个社会对学校、对一个女性的期待在慢慢发生改变。也正是这些细枝末节,关乎她们终生道路的选择。”张莉说。

“你在慢慢进入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时候,会发现那些艰难和不易,那些独属于中国女性生命的轨迹,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出那一代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尽可能地还原它。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开始从她们的生命经验中获取我作为女性经验的力量。”

戴锦华、张莉、季亚娅在活动现场

戴锦华、张莉、季亚娅在活动现场

从女学生到新女性:探秘中国现代女性的发生与成长

著名学者戴锦华坦言阅读《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读到了一种对话的力度,同时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一个奇特的角度,“这个角度仍然延续着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就是作家作品论的,更多去深入到作家的个人生命当中去理解和发现她写作的动力、写作的由来、她的素材、她的情感。但是它又绝不是一个旧式的作家作品论,她有非常明确的思考和探索的方向。用我现在的理解,就是现代女性的发生。其实女性写作之于中国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件五四才发生的新鲜事。但是我们同时又非常清楚,五四一代的女作家,她们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化、现代汉语的奠基者,她们是全新的发生。这个不新鲜与新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大的历史转折发生的时候,每个个体生命是怎么与它遭遇的?这是我在阅读时觉得兴趣盎然的地方。”

“在五四这个创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无到有的发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明是女性,新女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明。那些新青年,其实经常不够新,新青年是由旧举子组成的,因为废除科举了,他们被迫成为新青年。而新女性则是十足的新、十足的发明。所以中国的女性议题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因为它不仅是关于性别的问题,同时是社会的命题。基于我自己这样一个讨论面向,我再一次想到张莉的研究,想到她这本书中细致入微的讨论,所以我自己也重新从她的书当中获得,当我再次阅读时,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研究。”戴锦华如此说。

而这些新女性一开始大都是女学生形象,说到女学生形象,季亚娅发现《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是从阅读和传播的角度来谈女学生形象是怎么构建起来的,“当时不仅写作者自己是女学生,而且通过阅读那种潜移默化的社会审美,社会在接受的层面上,比如冰心的写作,接受了女学生形象比较正面的认可,在主流文化里的认可。同时男性批评家也通过阅读、写作在塑造女学生形象。”

对此,张莉补充道,“冰心在1927年之前,她的所有小说里的‘我’都是冰心姐姐的形象,是去情欲化的,你看不到她的容貌,但是你知道她的影像,她是穿素淡衣服,短头发,喜欢读书的一个女孩,她的所有都是冰清玉洁的,她是作为一个女学生,作为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新型女性被大众接受。而在1927年之后,新的女性,当茅盾笔下的新女性诞生,丁玲笔下的新女性出现的时候,冰心那种美,或者冰心文学作品里的那些美,开始变成过时的东西,你会明显看到一种美学阅读趣味的变化,以及社会对新女性形象期许的变化。”

当下女性的写作:希望看到真正反映当下女性生存现状的作品

在当下文学现场,张莉不仅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效,她更是热情推动女性写作现场的一位行动者,对此,张莉说,“我做新女性写作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今天的女性写作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它并没有满足我们今天对新的女性形象、新的女性生存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今天很多人对女性生活的理解,其实出现了一定的脱节。我特别希望有那种真正能够反映当下女性生存的作品出来。”

作为资深的文学编辑,季亚娅也有同样的感觉,比如拉姆案,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在女性文学作品,或者说文学作品中是缺席的,她认为或许是一种纯文学的腔调,那种叙事的语调在阻碍作家们认识和反映这个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拉姆案的许多讨论出现在新媒体、出现在网络里面,而很难想象一个作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写它。

戴锦华表示,“我们会在文学作品中遭遇到一种文学的现实,但是我们很难在里面找到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们的生命,找到那样一个共振和切肤之痛的世界。当女作家不写家暴的时候,我有另外一种理解路径,今天会成为女作家的女性,通常是不会遭到家暴的女性,家暴在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空间当中发生。这就关系到,这些会写作的女性与遭到家暴的女性之间有没有共情的可能?今天的作家对于边缘人、对于弃民,他们有没有共情的可能?但是我仍然抱有一种希望,就是说文学,乃至人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或许能起到一点不一样的作用。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梦想作家和社会中的多数不一样,他们能把自己的感情投注给那些占不到份额的弱势人群,去和他们共情,这是我的一点希望。”

活动的最后,张莉坦言,反观当下女性的写作,是我们出版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即在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当下的女作家们应当如何书写拉姆们?应当如何唤起更广大人群的共情?这是在今天,我们再次出版这本书更深的意义所在。虽然在做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有时会有一种虚无、无助的感觉,但是戴老师关于文学的作用以及不同生命个体共情的可能的那些话,也正是她一直坚持的动力,“我同时对女性文学研究有一些期待和期许,我认为文学或许可以打破阶级的、思维的固化,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种光,对我个人来讲,它其实是我手持的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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