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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正:排行榜与文学经典的生成

2020-01-22 10:1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排行榜与文学经典的生成

文 | 徐兆正

徐兆正

最近几年,时逢年初或年底,总会有大大小小的文学排行榜出现,为过去一年的文学创作进行一番总结。自从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涵盖各种排行榜的文学评奖就成了当代文学少有的几种现象之一。笔者无意在此讨论价值问题,而借由这种现象,窥见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一般而言,人们通常会根据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看法,将不同论者划分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认为文学是由某种语言编织的、“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韦勒克),因此只要这种语言还存在或者仍被人们所理解,那么文学经典就会超越时间,成为所有世代人类的共同财富;今天的读者不仅可以理解昨天出版的小说,也完全能够理解一部16世纪戏剧的情感。第二个阵营认为语言本身是历史的结晶,历史可以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个体上。既然每一个个体都存在着性别、种族、阶层的身份差异,那么也就不存在一种永恒不变的人性与一种清白无辜的阅读。这一冲突让人联想到哈罗德·布鲁姆发动的那三次“战争”:抵制“解构主义”对文学传统的消解,抵制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泛化,抵制通俗文学向经典文学的泛滥。布鲁姆强调的是个人才能(也就是相信一种当代经典的可能性),为此他才提出了一条由影响、焦虑、误读这三个关键词铺就的经典化路径。

在布鲁姆这里,影响即是“传统”,而且显然也是他将古希腊罗马中的“竞争”观念引入之后的变形。在竞争的意义上,“传统”就演变为一种后世作家为前辈大师施加给他们“影响”而深感“焦虑”的过程。“误读”则是后世作家选择的策略,唯其如此,他们的原创性才能从“焦虑”以及前辈投下的阴影中脱颖而出。正因为这种差异,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附录《经典书目》中为作为混乱时代的20世纪留下了最多的篇幅。

简单地说,关于经典看法迥然有别的那两个阵营,与其说他们是在争执一个“当下经典是否可能”的问题,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对既成的文学经典持何种看法上截然对立,譬如是否可以在坚持文化理论的前提下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处理成一卷16世纪的英国社会卷宗,是否应当让文学就此成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附庸以及现实的症候。也因为此,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它们的对立不是在肯定或否认当下经典的可能性,即使是其中最极端者,也不会否认文学经典是通过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等活动建构出来的生成之物。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文学仅仅意指诗歌形式的史诗和戏剧,而到了后亚里士多德时代,其内涵一变为散文形式的小说、戏剧与抒情诗。经典的内涵同样变动不居,每一个时代都必然会诞生属于它自己的经典,新的经典又会同旧的经典重新结构出一个经典的秩序。然而问题至此并未解决:既然当代经典有赖于当代人的建构,那么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究竟应该操持何种标准?将这一问题放在中国语境加以观照,也就是笔者在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

现当代意义上的经典是以打破古典文化体系为前提,启蒙与革命有着一样现实的色彩,因此作为现代文学内在要求的革命或启蒙便共同压倒了无功利性质的审美。换言之,由于文学分享了国家现代性的百年焦虑,那种以整体审美为圭臬的经典秩序始终未能落成。1985年也许是一个例外,这一时期通过“回到文学本身”的理论号召与创作实绩,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现代经典秩序暂时被确立起来。

不过,如今看来,1985年所确立的经典秩序同样不是以整体审美为法度的秩序。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仅仅流于形式策略,这种形式的游戏又很快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重新洗牌,文学开始进入市场,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建构经典的标准看起来离整体审美的法度更加遥远。如果我们将这种困境同上文所说的两个阵营的冲突加以比较,就会知道他们是在争执是否要去解构那些传统经典(不仅在文学研究中如此,文学创作里的后现代主义混淆高雅与通俗文类,尝试对经典文本加以戏仿亦然),而在我们,则是经典的标准仍然无法确立,或依据绝对意义上的原创性与间隔性,径直否认一种当代经典的存在。正因为仍然无法确立一种经典的标准,在此才显示出去指认一种经典的必要。尽管说到底这种标准又无法由批评家与文学研究者提供,它只能由作者和艺术家来确立。文学批评所能做的,只是事后的一份描述与指认工作。从这一点来看,文学排行榜做的事情,借用洪子诚先生的看法,也就是“提出了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而它能够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文化序列,并且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批评这件事情很容易,但放弃作为当代人的职责同样轻而易举。

福楼拜曾在1854年的一封信笺中感叹:“现今已无时尚可言,因为没有权威,没有规则。过去还能知道谁在推动时尚,而且每种时尚都有一种含义。现在却是无政府状态,人人都可随心所欲。也许从中能产生新的秩序。这种无政府状态是当代的历史趋势。曾经有过罗曼史、哥特式、蓬巴杜尔式、文艺复兴式,各种时式至少风光30年,而所有这一切究竟都留下一点东西。”事实上,就在他写下这段话的3年之后,法国的文学经典标准即确立于《包法利夫人》一书。我觉得人们恰也可以这么看待当代文学。让我们保持乐观,拭目以待。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20年1月15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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